第八十七章 关于商品经济
吃完晚饭，每天都是我和石云在小区散步的时间。今天还没吃完饭，就下起了大雨，外边是去不了了。这里不是我们锦州的家，没有大厅，我们不能依偎着在大厅里散步。
“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呢？”我问石云。
石云想了想说，想和我谈谈商品经济的问题，她问我：“你经常谈起，我们现在不能不搞商品经济，但我始终搞不明白：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搞商品经济？你不要和我说不搞不行，我想让你从理论上论证，这方面我没看到你有沦文。”
“是的，在当今中国，人们对要不要搞商品经济的问题已经没有那么多疑问了，但这并不表示，“姓资”和“姓社”的讨论已经结束。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既然搞商品经济，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可见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我说。
“是的，这样的议论我也听到过。”石云赞同的说。
“我沉吟了一下接着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社科领域的一大难点。很多年前开展过讨论，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有一个占上风的观点。”
“什么观点？”石云问。
“分工，只要存在分工就必然存在商品经济。”
“你赞成这个观点吗？”石云接着问。
我摇了摇头说：“肯定的说，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没有商品经济。但是，有分工就一定有商品经济吗？比如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现代社会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现象肯定是不存在了，但不同形式的分工能消失吗？在谈到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时，马克思说人们可以上午打鱼，下午耕作，晚上从事批判。人们并不因为打鱼而成为渔夫，并不因为耕作而成为农夫，也不会因为从事批判而成为政论家。但这里的打鱼、耕作、从事批判不还是某种形式的分工吗？可商品经济肯定是不存在了，否则，还叫什么共产主义社会？”
“有道理，你有过研究吗？”石云又问。
“研究过，但没成形。”
“能把你没成形的东西说说吗？”石云看来真想寻求问题的答案。
“好吧。”我答应着，找出自己的研究笔记，翻到了需要页。
“我们先来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对问题的认识。”我开始讲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悖的。他们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爱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了。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将消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即使在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在过渡时期，也不能存在商品交换。他们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
“他们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石云，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社会，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说的社会主义社会”
“是的，我知道。”石云答应着。
“马克思恩格斯所以这样的认识问题，来源于他们对商品经济的分析和研究：什么是商品？这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
“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末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
“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
“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那种最完全地表现生产者被他们自己的产品所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后支配自己的产品的社会。
“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搞商品经济的。”
“是的，我听出来了。”石云在认真的听。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持同样的认识，从1917年至1921年，前苏联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尽管与特殊的战争环境不无关系，但也不能不看到是同列宁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分不开的。
“从1921年开始，在列宁的主持下前苏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主要是用农业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租让制和贸易自由，说到底就是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新经济政策挽救了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濒临崩溃的苏联经济，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这无疑是前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前进。但是，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终究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而是向资本主义的大踏步后退。
“他说：这可能被认为是奇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但这丝毫也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摆脱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了重大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那末，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列宁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解决问题，但他更看重社会实践。不管那些理论有多精彩，不管理想有多美好。但只要社会实践需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我们就不行了，比如包产到户，都知道那么做有利于社会生产，有利于调动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却拖了那么多年。
“有的人几乎没去过农村，更没做过农民，过去喊：‘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天回到解放前。’现在还整天指责包产到户这也不好，那也不对。拿一些极特殊的地方的情况说事，享受着改革带来的好处，酒足饭饱拿着特大号的放大镜对改革说三道四。他们如果去农村去讲说他们的这一套，准会被农民骂个狗血喷头”
“就是呀！谁说不是，我看就是吃饱撑的。”石云也对这些人很反感。
“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吧？”
“好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也造成了重重障碍。”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见石云还在认真的听，我接着说：“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的实践：
“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里，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尽管从来没停止过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但却一直视商品经济为异已。就连农民用几个鸡蛋换些零花钱有时也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
“对商品经济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实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首先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提高农产品价格，解决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状况。大幅度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在生产和销售中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在此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市场经济被摆到重要位置上。紧接着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在商品经济前面加了一个“有计划”的限制，但是体制模式已经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
“最后在党的十四大上，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冲破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羁绊与禁锢主要不是理论而是社会实践。对于当今中国，已经不存在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和该不该搞商品经济的问题，而是不搞商品经济不行，这同样是实践做出的结论。
“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商品经济呢？
“商品经济的起点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首先是人们的一种交往方式。即使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人们也不可能生产出自己全部的需要，个别的需要总是要通过交换去满足。在交换的过程中我们不排除商业欺诈，不排除有人或多或少吃了亏或占了便宜，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研究，商品交换总的趋向是等价交换。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
“劳动量取决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价值规律。交换的结果是双赢，双方各得其所。可见所谓商品交换其实就是等量的不同质的劳动的相互交换，也是人们相互提供服务的过程。只是服务必须是有偿的，等价的。商品交换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交往方式。
“一个社会的生产如果以生产商品为主要形式，这个社会的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因此，讨论为什么要搞商品经济，其实也就是讨论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有偿、等价的出让自己的劳动产品。人们所以要有偿、等价的出让自己的劳动产品，是由劳动的私人属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是对劳动者生产资料剥夺的过程。资本可以剥夺劳动者的全部生产资料，使劳动者一无所有，但是它无法把劳动能力从劳动者身上剥离。正如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剥夺剥夺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但同样不能一下子改变劳动的私人属性。
“决定劳动的私人属性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人身自由；二是劳动与享受的对立。第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奴隶制度下，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奴隶劳动对奴隶说来不具有私人属性，在封建制度下，由于存在人身依附，农民的劳动对农民来说也不具有完全的私人属性。
“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第二点--劳动与享受的对立。关于劳动与享受对立的形成及其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石云你看过我的那篇文章，就是《劳动与享受》，在那篇文章我已进行过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好吗？”
“好的，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石云点着头。
“这里只想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对现代人说来，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也就是说，人们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的。如果自己不劳动也能谋生，也能获得享受资料，人们当然更愿意不劳动。因此只有有偿的使用劳动，才能维持和鼓励劳动，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的。等价交换所体现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人类交换形式发展的高级阶段，当然也是不可愈越的阶段。
“也许有人会说，等价交换未必一定要采取商品交换这样迂回曲折的形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设想一种没有货币的调节商品交换。
“恩格斯也谈到过：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用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在这里，无论马克思恩格斯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不同，在同样的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了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进步、生长周期的长短、生产规模的大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但从来未谈及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肯定的说，在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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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呢？”我问石云。
石云想了想说，想和我谈谈商品经济的问题，她问我：“你经常谈起，我们现在不能不搞商品经济，但我始终搞不明白：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搞商品经济？你不要和我说不搞不行，我想让你从理论上论证，这方面我没看到你有沦文。”
“是的，在当今中国，人们对要不要搞商品经济的问题已经没有那么多疑问了，但这并不表示，“姓资”和“姓社”的讨论已经结束。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既然搞商品经济，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可见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我说。
“是的，这样的议论我也听到过。”石云赞同的说。
“我沉吟了一下接着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社科领域的一大难点。很多年前开展过讨论，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有一个占上风的观点。”
“什么观点？”石云问。
“分工，只要存在分工就必然存在商品经济。”
“你赞成这个观点吗？”石云接着问。
我摇了摇头说：“肯定的说，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没有商品经济。但是，有分工就一定有商品经济吗？比如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现代社会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现象肯定是不存在了，但不同形式的分工能消失吗？在谈到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时，马克思说人们可以上午打鱼，下午耕作，晚上从事批判。人们并不因为打鱼而成为渔夫，并不因为耕作而成为农夫，也不会因为从事批判而成为政论家。但这里的打鱼、耕作、从事批判不还是某种形式的分工吗？可商品经济肯定是不存在了，否则，还叫什么共产主义社会？”
“有道理，你有过研究吗？”石云又问。
“研究过，但没成形。”
“能把你没成形的东西说说吗？”石云看来真想寻求问题的答案。
“好吧。”我答应着，找出自己的研究笔记，翻到了需要页。
“我们先来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对问题的认识。”我开始讲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悖的。他们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爱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了。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将消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即使在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在过渡时期，也不能存在商品交换。他们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
“他们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石云，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社会，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说的社会主义社会”
“是的，我知道。”石云答应着。
“马克思恩格斯所以这样的认识问题，来源于他们对商品经济的分析和研究：什么是商品？这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
“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末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
“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
“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那种最完全地表现生产者被他们自己的产品所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后支配自己的产品的社会。
“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搞商品经济的。”
“是的，我听出来了。”石云在认真的听。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持同样的认识，从1917年至1921年，前苏联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尽管与特殊的战争环境不无关系，但也不能不看到是同列宁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分不开的。
“从1921年开始，在列宁的主持下前苏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主要是用农业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租让制和贸易自由，说到底就是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新经济政策挽救了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濒临崩溃的苏联经济，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这无疑是前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前进。但是，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终究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而是向资本主义的大踏步后退。
“他说：这可能被认为是奇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但这丝毫也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摆脱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了重大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那末，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列宁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解决问题，但他更看重社会实践。不管那些理论有多精彩，不管理想有多美好。但只要社会实践需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我们就不行了，比如包产到户，都知道那么做有利于社会生产，有利于调动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却拖了那么多年。
“有的人几乎没去过农村，更没做过农民，过去喊：‘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天回到解放前。’现在还整天指责包产到户这也不好，那也不对。拿一些极特殊的地方的情况说事，享受着改革带来的好处，酒足饭饱拿着特大号的放大镜对改革说三道四。他们如果去农村去讲说他们的这一套，准会被农民骂个狗血喷头”
“就是呀！谁说不是，我看就是吃饱撑的。”石云也对这些人很反感。
“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吧？”
“好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也造成了重重障碍。”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见石云还在认真的听，我接着说：“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的实践：
“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里，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尽管从来没停止过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但却一直视商品经济为异已。就连农民用几个鸡蛋换些零花钱有时也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
“对商品经济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实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首先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提高农产品价格，解决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状况。大幅度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在生产和销售中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在此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市场经济被摆到重要位置上。紧接着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在商品经济前面加了一个“有计划”的限制，但是体制模式已经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
“最后在党的十四大上，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冲破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羁绊与禁锢主要不是理论而是社会实践。对于当今中国，已经不存在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和该不该搞商品经济的问题，而是不搞商品经济不行，这同样是实践做出的结论。
“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商品经济呢？
“商品经济的起点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首先是人们的一种交往方式。即使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人们也不可能生产出自己全部的需要，个别的需要总是要通过交换去满足。在交换的过程中我们不排除商业欺诈，不排除有人或多或少吃了亏或占了便宜，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研究，商品交换总的趋向是等价交换。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
“劳动量取决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价值规律。交换的结果是双赢，双方各得其所。可见所谓商品交换其实就是等量的不同质的劳动的相互交换，也是人们相互提供服务的过程。只是服务必须是有偿的，等价的。商品交换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交往方式。
“一个社会的生产如果以生产商品为主要形式，这个社会的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因此，讨论为什么要搞商品经济，其实也就是讨论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有偿、等价的出让自己的劳动产品。人们所以要有偿、等价的出让自己的劳动产品，是由劳动的私人属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是对劳动者生产资料剥夺的过程。资本可以剥夺劳动者的全部生产资料，使劳动者一无所有，但是它无法把劳动能力从劳动者身上剥离。正如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剥夺剥夺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但同样不能一下子改变劳动的私人属性。
“决定劳动的私人属性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人身自由；二是劳动与享受的对立。第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奴隶制度下，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奴隶劳动对奴隶说来不具有私人属性，在封建制度下，由于存在人身依附，农民的劳动对农民来说也不具有完全的私人属性。
“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第二点--劳动与享受的对立。关于劳动与享受对立的形成及其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石云你看过我的那篇文章，就是《劳动与享受》，在那篇文章我已进行过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好吗？”
“好的，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石云点着头。
“这里只想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对现代人说来，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也就是说，人们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的。如果自己不劳动也能谋生，也能获得享受资料，人们当然更愿意不劳动。因此只有有偿的使用劳动，才能维持和鼓励劳动，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的。等价交换所体现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人类交换形式发展的高级阶段，当然也是不可愈越的阶段。
“也许有人会说，等价交换未必一定要采取商品交换这样迂回曲折的形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设想一种没有货币的调节商品交换。
“恩格斯也谈到过：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用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在这里，无论马克思恩格斯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不同，在同样的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了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进步、生长周期的长短、生产规模的大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但从来未谈及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肯定的说，在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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