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公权和私权
第八章、公权和私权
人类天性就具备“公匀、公正、公平”之心，这是公权产生的起点。同样人类天生也具有“自我、自利、自私”之心，这是私权产生的基石。人类具备公心是为了更好的融入社会，获得帮助，得到安全，所以才产生公权、产生机构、社会和国家。而具备私心则是为了更好的生存生息繁衍，获取自由，放飞自我，所以才产生单位、个体和家庭。而这一切又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平衡来获得的，而政治权力的概念非常明确清晰，就是区分你我，界定敌我，划分公权与私权，正确应用人类的公私之心，并最大程度的平衡公权与私权，监督公权泛滥，限制私权膨胀，让政治更清明，权力更主张，来造福民众。但决不能不知权力的真正概念，将敌我混为一谈，将公心和私心混为一谈，不分敌我，不分公私，混淆政治，盲目集中权力，制造敌对紧张气氛，愚弄民心，而导致政局混乱。这就是古代政治混乱，国家动荡的症结，儒学盲目上位，挤压外缘分权政治的生存空间，导致政治首脑出现意识分裂，致使国家航船失去前进的方向。
由此可见，区分你我，界定敌我，划分公权与私权，并平衡公权与私权将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只要人类存在，公权与私权就永远并存，即不会出现完全的公权，也不出现绝对的私权。如果公权过度泛滥，必然民众无法施展自我空间，社会矛盾就会激化，权力在寻找利益对象时就会无限制扩大对立面，以至将民众也划归利益猎取对象，进而侵占民众利益。同样当私权过度膨胀时，看什么都是自己的，自由的因子充满全身，任谁皆可侵犯，霸权油然而生，为猎取利益而四处侵犯。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以上观念，中国传统文化来源于《易经》，《易经》被古代中国人尊为“儒门圣典”、“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并认为是自然理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华夏人思想和智慧的结晶。
可是你知道不？《易经》是纯物性思维的文化，视一切生灵皆如物质。《易经》不含唯心思维，不含精神文化，没有人性价值观，也就是说《易经》与哲学边都不沾。《易经》只思考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寻找事物运动中的运行轨迹，从中找到物质发展运动中的契合点，并发现和开拓优胜劣汰的良好契机，为人所用。
《易经》非常机械，非常物性，没有唯心思维，没有精神存在，不存在人性思维，更不存在怜悯性，根本不思维人性本质性的东西，只在意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从发展规律中找成败，找得失，没有“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意识，“维利是图，内抱贪浊”便是对《易经》的最好诠释。古代中国人之所以物性思维非常发达，视生命如粪土，严重缺乏唯心思维，缺乏人性思维就在于此。
只有不了解《易经》的人才会说《易经》是哲学著作，其实《易经》与哲学边都不沾，如果你认为《易经》是哲学，那说明你啥也不是！
说古代中国古典文化是物性文化、泛神文化、阶级等级文化，对唯心主义文化缺乏研究，可能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可是你看绝大多数古代中国人没有信仰，不知道精神存在，不知道精神可以支配肉体，不知道天赋精神自由和人性平等，不知道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等等唯心主义的东西。古代中国从人文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没有唯心主义思维，视一切皆物，视人如物。既然人是物性的，那么人就是肉，就可以食之。历史有明确记载，唐末淮西军与黄巢军作战，不带军粮，以食战俘尸身充饥。可见没有唯心主义思维多可怕。
同样，古代中国的皇帝也是被物性化了的皇帝，物性化的皇帝只是权利的替身而已，只是内宫和大臣渲染权势和争夺权力的工具而已，其实内宫和大臣并不敬畏皇帝，包括所有民众也不敬畏皇帝，皇帝的存在只是代替物性化的“老天爷”在民间行使上天的职权而已。
这也是古代中国朝代更迭过快，皇帝往往在内宫和大臣操控下选择幼弱来担任的原因之一。因为选择幼弱的、愚蠢的人来当皇帝，内宫和大臣更容易掌控权力。
在中国人看来皇帝本身就是物性化的，是下到在民间行使“老天爷”职权的替代品，任谁都可以担当，何须敬畏呢？所以你看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会出现内宫和大臣把皇帝当玩物的现象，玩转就玩，玩不转就废，废不了才会听命于皇帝。
古代中国四百多位皇帝中，真正拥有自己实际权力的皇帝可能不到一百人，其余全是窝囊废。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古代中国的皇帝是物性化的皇帝，没有精神存在，没有“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意识。这仍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学本身存在于上古的中原，到孔子出现，孔子统编了四书五经，才形成有门有派的儒家。
孔子在编纂四书五经中，尊《易经》为儒门圣典，群经之首，然而《易经》是纯物性化的学问，因此以孔子为首奠基的儒学就难免被物性化了。当物性化的儒学在汉武帝之后成为古代中国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纲领之后，皇帝也就成了物性化的皇帝了。
事实上“皇帝”本应该是精神领袖，是“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典范。因为“皇帝”本身就是端坐于高高的、民众的心灵塔楼之上的精神领袖，完全是一种精神存在，是一种敬畏存在，而非物质存在。也就是说皇帝是精神映射肉体的灵魂存在，是“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存在。他看是人，其实他是精神灯塔，精神领袖，在指引人们的心灵向一个“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目标航行。
孔子也曾想将儒学从人间渡劫到天上，给儒学以精神存在，但是由于《易经》的阴阳定律是《易经》意识形态的基本基石，《易经》的定义就是阴阳合同，阴阳互斥。这样一来如果你启用儒学，政治纲领就必须定性在君为天定，民为人立，天人合一，政治权力“对立而统一”，上下用“仁”之上。
孔子认为“天下为仁”，仁者二人，上下爱人是为仁。这里强调这个爱是上下关系，等级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孔子用“仁”为尺度来丈量人心，来绑架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来绑架人性，这就导致古代中国的一切政权完全阶级等级化了。
阶级等级化的弊端非常明显，无法用文字完全的表述，最明显的弊害是人们视任何事情都等级分明，天生有尊卑概念，不认为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现实，不讲人性，没有怜悯心，视生命如粪土，杀伐无度。只站在“对立而统一”上看问题，要么敌人，要么朋友，要么敌我不分。如果存在对立反对，要么以武力解决，要么敌我不分，缺失第三方妥协意识。
如果认定是敌人就完全以起义、造反、对抗、对怼、攻击或杀戮为手段，来解决意见分歧。如果认定是朋友就完全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混为一谈，坚持汉奸立场，混沌做人。
古代中国最明显的弊政是阶级分化，上下用仁，缺失公平，二元分化，二元思维，金钱思维，惟物思维，设置特权机构，无唯心主义思维，视人如物，设置物性权利，最终导致物向横流，积富积贫，两极分化，政商一体，贪污腐化，一权独大，拍脑门定事务，事后不负责仼等等。
实际上，古代中国几乎所有文化都受《易经》的影响，被物性化、泛神化、等级化了，所以你看古代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分阶级，分等级，分差别，不讲平等，没有人性化思维。
事实上《易经》根本就不存在人性思维，不存在唯心主义思维，更不涉及精神上的东西，所以不要把《易经》与西方哲学放一块说，因为哲学是“爱·智慧”学说，重点研究人性，是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存的学问，而《易经》研究一切物性，不涉及人性，不涉及唯心主义。
古代中国的政治体系和皇帝本人与精神和人性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不涉及半点唯心主义思维。惟有的人际关系也是专制权利关系，阶级等级压迫关系。只有唐代时有人想神化皇帝的身份，但是被大儒韩愈给一票否决了。从此一直到清朝灭亡，再无人敢神化皇帝的身份，把皇帝作为一个精神领袖敬畏和寄托在心头。
从此，原本应该是人们精神寄托的皇帝便被孔子的徒弟韩愈之流从天上拉回到人间，被物性化、权利化，阶级等级化了，于是这个本应该是精神领袖的人物便又成了内宫和大臣的掌中玩物了。
这就是古代中国皇帝的悲剧！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人说是暴·政，有人说是财阀，还有说是教会。其实都不是。那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反皇起义都来人们心中的“公平”尺度！也就是说一切造反运动的起因都来自政治权力不清晰、不明确造成的“公平失衡”。
其实人性并非绝对的存在自利、自我和自私。人性天然就存在“公匀、公平、公正”之心，并因此而形成社会团体，形成上层建筑，形成国家体制，形成公共权力，也就是说公权来自民心。然而正是这个来自民心的公权被无限制的滥用，无限制的扩张，无限制的使用了，才导致民心失衡，民众无法依赖和寄托心灵于公共权力的塔楼之上，才导致民心向背，寻找新的心灵寄托之所，于是盲目从化于某些教派，听命于教宗，置生死于度外也要寻求新的“公平”。
其实这一切都是公权不受监督，过度泛滥，致使私权无路可走才导致的后果。如果说民众是被恶霸逼迫造反，还不如说古代的公权过度泛滥才是导致起义不断的主因。
人类天性就具备“公匀、公正、公平”之心，同样人类天生也具有“自我、自利、自私”之心。人类具备公心是为了更好的融入社会，获得帮助，得到安全。而具备私心则是为了更好生存生息，获取自由，放飞自我。
由此可见，公权与私权平衡才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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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天性就具备“公匀、公正、公平”之心，这是公权产生的起点。同样人类天生也具有“自我、自利、自私”之心，这是私权产生的基石。人类具备公心是为了更好的融入社会，获得帮助，得到安全，所以才产生公权、产生机构、社会和国家。而具备私心则是为了更好的生存生息繁衍，获取自由，放飞自我，所以才产生单位、个体和家庭。而这一切又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平衡来获得的，而政治权力的概念非常明确清晰，就是区分你我，界定敌我，划分公权与私权，正确应用人类的公私之心，并最大程度的平衡公权与私权，监督公权泛滥，限制私权膨胀，让政治更清明，权力更主张，来造福民众。但决不能不知权力的真正概念，将敌我混为一谈，将公心和私心混为一谈，不分敌我，不分公私，混淆政治，盲目集中权力，制造敌对紧张气氛，愚弄民心，而导致政局混乱。这就是古代政治混乱，国家动荡的症结，儒学盲目上位，挤压外缘分权政治的生存空间，导致政治首脑出现意识分裂，致使国家航船失去前进的方向。
由此可见，区分你我，界定敌我，划分公权与私权，并平衡公权与私权将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只要人类存在，公权与私权就永远并存，即不会出现完全的公权，也不出现绝对的私权。如果公权过度泛滥，必然民众无法施展自我空间，社会矛盾就会激化，权力在寻找利益对象时就会无限制扩大对立面，以至将民众也划归利益猎取对象，进而侵占民众利益。同样当私权过度膨胀时，看什么都是自己的，自由的因子充满全身，任谁皆可侵犯，霸权油然而生，为猎取利益而四处侵犯。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以上观念，中国传统文化来源于《易经》，《易经》被古代中国人尊为“儒门圣典”、“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并认为是自然理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华夏人思想和智慧的结晶。
可是你知道不？《易经》是纯物性思维的文化，视一切生灵皆如物质。《易经》不含唯心思维，不含精神文化，没有人性价值观，也就是说《易经》与哲学边都不沾。《易经》只思考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寻找事物运动中的运行轨迹，从中找到物质发展运动中的契合点，并发现和开拓优胜劣汰的良好契机，为人所用。
《易经》非常机械，非常物性，没有唯心思维，没有精神存在，不存在人性思维，更不存在怜悯性，根本不思维人性本质性的东西，只在意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从发展规律中找成败，找得失，没有“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意识，“维利是图，内抱贪浊”便是对《易经》的最好诠释。古代中国人之所以物性思维非常发达，视生命如粪土，严重缺乏唯心思维，缺乏人性思维就在于此。
只有不了解《易经》的人才会说《易经》是哲学著作，其实《易经》与哲学边都不沾，如果你认为《易经》是哲学，那说明你啥也不是！
说古代中国古典文化是物性文化、泛神文化、阶级等级文化，对唯心主义文化缺乏研究，可能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可是你看绝大多数古代中国人没有信仰，不知道精神存在，不知道精神可以支配肉体，不知道天赋精神自由和人性平等，不知道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等等唯心主义的东西。古代中国从人文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没有唯心主义思维，视一切皆物，视人如物。既然人是物性的，那么人就是肉，就可以食之。历史有明确记载，唐末淮西军与黄巢军作战，不带军粮，以食战俘尸身充饥。可见没有唯心主义思维多可怕。
同样，古代中国的皇帝也是被物性化了的皇帝，物性化的皇帝只是权利的替身而已，只是内宫和大臣渲染权势和争夺权力的工具而已，其实内宫和大臣并不敬畏皇帝，包括所有民众也不敬畏皇帝，皇帝的存在只是代替物性化的“老天爷”在民间行使上天的职权而已。
这也是古代中国朝代更迭过快，皇帝往往在内宫和大臣操控下选择幼弱来担任的原因之一。因为选择幼弱的、愚蠢的人来当皇帝，内宫和大臣更容易掌控权力。
在中国人看来皇帝本身就是物性化的，是下到在民间行使“老天爷”职权的替代品，任谁都可以担当，何须敬畏呢？所以你看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会出现内宫和大臣把皇帝当玩物的现象，玩转就玩，玩不转就废，废不了才会听命于皇帝。
古代中国四百多位皇帝中，真正拥有自己实际权力的皇帝可能不到一百人，其余全是窝囊废。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古代中国的皇帝是物性化的皇帝，没有精神存在，没有“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意识。这仍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学本身存在于上古的中原，到孔子出现，孔子统编了四书五经，才形成有门有派的儒家。
孔子在编纂四书五经中，尊《易经》为儒门圣典，群经之首，然而《易经》是纯物性化的学问，因此以孔子为首奠基的儒学就难免被物性化了。当物性化的儒学在汉武帝之后成为古代中国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纲领之后，皇帝也就成了物性化的皇帝了。
事实上“皇帝”本应该是精神领袖，是“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典范。因为“皇帝”本身就是端坐于高高的、民众的心灵塔楼之上的精神领袖，完全是一种精神存在，是一种敬畏存在，而非物质存在。也就是说皇帝是精神映射肉体的灵魂存在，是“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存在。他看是人，其实他是精神灯塔，精神领袖，在指引人们的心灵向一个“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目标航行。
孔子也曾想将儒学从人间渡劫到天上，给儒学以精神存在，但是由于《易经》的阴阳定律是《易经》意识形态的基本基石，《易经》的定义就是阴阳合同，阴阳互斥。这样一来如果你启用儒学，政治纲领就必须定性在君为天定，民为人立，天人合一，政治权力“对立而统一”，上下用“仁”之上。
孔子认为“天下为仁”，仁者二人，上下爱人是为仁。这里强调这个爱是上下关系，等级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孔子用“仁”为尺度来丈量人心，来绑架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来绑架人性，这就导致古代中国的一切政权完全阶级等级化了。
阶级等级化的弊端非常明显，无法用文字完全的表述，最明显的弊害是人们视任何事情都等级分明，天生有尊卑概念，不认为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现实，不讲人性，没有怜悯心，视生命如粪土，杀伐无度。只站在“对立而统一”上看问题，要么敌人，要么朋友，要么敌我不分。如果存在对立反对，要么以武力解决，要么敌我不分，缺失第三方妥协意识。
如果认定是敌人就完全以起义、造反、对抗、对怼、攻击或杀戮为手段，来解决意见分歧。如果认定是朋友就完全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混为一谈，坚持汉奸立场，混沌做人。
古代中国最明显的弊政是阶级分化，上下用仁，缺失公平，二元分化，二元思维，金钱思维，惟物思维，设置特权机构，无唯心主义思维，视人如物，设置物性权利，最终导致物向横流，积富积贫，两极分化，政商一体，贪污腐化，一权独大，拍脑门定事务，事后不负责仼等等。
实际上，古代中国几乎所有文化都受《易经》的影响，被物性化、泛神化、等级化了，所以你看古代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分阶级，分等级，分差别，不讲平等，没有人性化思维。
事实上《易经》根本就不存在人性思维，不存在唯心主义思维，更不涉及精神上的东西，所以不要把《易经》与西方哲学放一块说，因为哲学是“爱·智慧”学说，重点研究人性，是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存的学问，而《易经》研究一切物性，不涉及人性，不涉及唯心主义。
古代中国的政治体系和皇帝本人与精神和人性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不涉及半点唯心主义思维。惟有的人际关系也是专制权利关系，阶级等级压迫关系。只有唐代时有人想神化皇帝的身份，但是被大儒韩愈给一票否决了。从此一直到清朝灭亡，再无人敢神化皇帝的身份，把皇帝作为一个精神领袖敬畏和寄托在心头。
从此，原本应该是人们精神寄托的皇帝便被孔子的徒弟韩愈之流从天上拉回到人间，被物性化、权利化，阶级等级化了，于是这个本应该是精神领袖的人物便又成了内宫和大臣的掌中玩物了。
这就是古代中国皇帝的悲剧！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人说是暴·政，有人说是财阀，还有说是教会。其实都不是。那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反皇起义都来人们心中的“公平”尺度！也就是说一切造反运动的起因都来自政治权力不清晰、不明确造成的“公平失衡”。
其实人性并非绝对的存在自利、自我和自私。人性天然就存在“公匀、公平、公正”之心，并因此而形成社会团体，形成上层建筑，形成国家体制，形成公共权力，也就是说公权来自民心。然而正是这个来自民心的公权被无限制的滥用，无限制的扩张，无限制的使用了，才导致民心失衡，民众无法依赖和寄托心灵于公共权力的塔楼之上，才导致民心向背，寻找新的心灵寄托之所，于是盲目从化于某些教派，听命于教宗，置生死于度外也要寻求新的“公平”。
其实这一切都是公权不受监督，过度泛滥，致使私权无路可走才导致的后果。如果说民众是被恶霸逼迫造反，还不如说古代的公权过度泛滥才是导致起义不断的主因。
人类天性就具备“公匀、公正、公平”之心，同样人类天生也具有“自我、自利、自私”之心。人类具备公心是为了更好的融入社会，获得帮助，得到安全。而具备私心则是为了更好生存生息，获取自由，放飞自我。
由此可见，公权与私权平衡才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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