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大宋这栋破房子真快垮了
弱国无外交，更没资格赢得他国的尊重。
大宋使团进入大同境内后就一波三折，并在隆德府服了一段时日的苦役，受尽羞辱，但最终还是圆满完成了出使任务，众人没有白遭罪一场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国事紧急，完成出使任务后，除了因疾未愈暂时滞留大同的副使景王赵杞外，其余人等皆在太傅楚国公王黼的带领下启程返回开封府。
河东路已经全部纳入大同治下，使团回去的路线便做了更改，由河东路泽州进入怀州，经卫州渡过黄河直接进入开封府。
为了保证使团途中的安全，徐泽特意安排了一个营的兵马护送。
根据两国之前议定的协议，河北路剩余的两州一军都要割给大同，但此时毕竟还未得到大宋朝廷的确认并正式移交这三地，同军不能擅自进入大宋国内。
王太傅有心推辞，又怕正乾皇帝恼怒，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进入怀州后，见到了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众人才明白过来正乾皇帝为何要派军队护卫使团。
田地之中看不到忙碌的农人，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村子也寻不到几个人影。
就连朝廷花费巨资营建的烽堡也没有了戍卒，倒是道旁的树林之中隐隐传来不怀好意的窥视。
王黼虽然不知道怀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却知道此地不可久留，也不敢去河内县了，直接带着使团一路向东，计划经过修武县进入卫州。
修武县知县倒是没有擅离职守，但城中守军却跑了个干净，全靠临时征召的青壮守城，外面兵荒马乱，城中人心惶惶，大白天都得紧闭城门。
使团需要补给并了解怀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必须先在修武县落脚。
结果，王黼派人去叫城门，守城的青壮看到使团背后军容严整的同军，竟然会错了意，直接开城投了降。
怀州很快就要交给大同，投不投降都一样，王黼没心情管这桩乌龙事件，赶紧找到知县询问缘由，方才知道这段时日因传言造成的大逃亡。
其人在隆德府待了那么久，自是知道兵变早已被控制，但仍不敢久留，在修武县稍作调整后，又赶紧启程前往卫州。
卫州倒是没有怀州这么乱，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乱。
使团到达获嘉县就被驻守的宋军拦了下来，不允许同军官兵入境。
同军护卫官兵的主要任务是将使团安全送到宋军手中，并不是攻城略地，任务完成便退回了河东路。
但等王黼出示印信，要求守军立即送使团过河的命令却遭到了拒绝。
理由是卫州形势严峻，一切重大军政活动必须听从河北路招捉使的统筹安排。
王太傅身居朝堂，却从没有听说过什么“河北路招捉使”。
很明显，这个不伦不类的官职是使团出发后的这段时间才设置的，而担任此职者正是河东骁将李成。
其人因收拢溃卒且挡住乱民入京有功，被朝廷授予河北路招捉使，升官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虽然赵宋在河北只剩下了两州一军，辖区小得可怜，“招捉使”这官职也不是正规编制，一听就草鸡得不行，但李成手下的万余兵马（对外号称三万）却是实打实。
不说李招捉在河东路屡屡阻击强敌，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仅凭这么强大的一支武装出现在与开封府只有一河之隔的卫州，朝廷封其一个右武大夫防御使以安抚其人，无论如何都不过分。
要说李成也确实是个人才，不仅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而且治兵颇有一套。
其人以襄垣县兵起家，号令甚严，整个河东南路诸军唯有襄垣县兵能响应宣抚使的征召及时聚齐，就可见一斑。
李成深知乱世之中手下军将方是立身之本，不仅治军严，而且对麾下兵士结以恩义。
诸如临阵必身先，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亲视之，行军若遇雨雪与兵士同淋等等，其人均是无师自通，深得古之名将邀买士心之手段。
效果也看得见，襄垣县四营兵马始终追随其人，辗转至卫州时仍有千余人。
正是靠着这些人为基干，李成才能通过收编、笼络、结盟等手段控制其余各地兵马，还得到了孔彦舟、傅庆等俊才的投靠。
孔彦舟乃是河北路相州林虑县人，因父母早亡无人管教，少时便流落街头，整日与一帮泼皮无赖混迹市井之间。
同舟社接管河北后，相州的土皇帝安阳韩氏没多久就在内斗中分崩离析，引发相州政治大地震，原本与韩氏利益相关的白、黑和灰色势力均在同舟社的打击下遭到了重创。
共建会组织建立起来后，泼皮无赖们生存的土壤被逐步铲除，往日营生做不下去了，孔彦舟等人不得不另谋出路。
其人原本想参军，却因为年龄太小同军不收（彼时孔彦舟还不到十五周岁），又吃不了种地的苦，只能靠打临工兼偷鸡摸狗勉强度日。
后来，孔彦舟在雇主家行窃时被撞破，因害怕同舟社刑罚而暴起杀人。
由此，其人在相州待不住了，只能偷越国界，辗转逃入河东路泽州境内聚众为盗。
孔彦舟仿佛天生就是吃盗匪这碗饭的，很快就闯出了名声，逐渐在太行山中站稳了脚跟，接连收拢了数百亡命之徒。
不仅如此，其人还极善审时度势。
山寨做大后，补给越来越难，孔彦舟抓住了官军屡次败于同军，河东路兵力空虚的好时机，主动下山接受招安，一举洗白了自己的身份。
随后，李成带兵入泽州，境内谣言四起。
孔彦舟敏锐意识到干大事的机会来了，又主动投靠李成，并协助后者除掉了几名泽州军官以吃下他们的部队。
李成能够在泽州快速扩充实力并打下相对坚实的基础，孔彦舟功不可没，其人也因此“大功”，小小年纪就得了李成的倚重。
傅庆则是卫州本地窑户，成长经历与李成有几分相似。
同军控制河北路后，原本护卫京畿的卫州一下就成了前线重地。
为应对同军强大的压力，朝廷在怀、卫、滑三州和安利军大肆招募效用士。
傅庆便是那时应征入伍，之后便展现了敢于亡命的天赋，多次执行别人不敢执行的侦察任务，逐渐在卫州宋军士卒中积累了不小的名气。
李成驱逐怀州兵马进入卫州后故技重施，逐步控制两州的官军，此举自然遭到了部分军官的强烈抵制。
傅庆审时度势，认为李成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果断抓住机会，鼓动士兵以讨赏为由向各部的军官施加压力，帮助李成顺利掌控两州部队而被后者委以重用。
这几年，大宋屡屡败于大同，国势急剧衰落，对内的压榨却越发严酷。
而各地文武官员经历中山府陈遘、代州郭仲恂等事后，也逐渐认清了教主道君皇帝的凉薄，尽皆选择明哲保身。
当官的不管事，地方上匪夷所思之事便层出不穷，头脑稍微聪明点的人都能看出大宋亡国迹象尽显，野心之辈的机会已经来临。
孔彦舟、傅庆等人能力皆不及李成，野心也稍逊，却都清楚赵宋这艘破船就快要沉了，而李成则是符合他们期待的新船长。
尽管后者这艘小船也很破，但至少能载他们一程，先过了眼前这个阶段再说。
得众好汉相助，李成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掌控上万兵马，能不能打暂且不论，至少做到了号令基本统一。
赵宋朝廷发现卫州“数万大军”隐隐失控后也慌了神，一套加官进爵的老套路下来，反让李成、孔彦舟、傅庆等人愈发看清了朝廷的软弱。
因而，即便以王黼太傅楚国公之尊，要想由卫州渡河，也得经李捉讨的同意才行。
幸好王太傅别的本事没得，见风色的本领却是一等一的，发现获嘉县形势不对后，果断收起自己的官威，老实等待李成的放行命令。
李成是个很善于学习的人，他从大同正乾皇帝的起家史中得到了启发，很清楚借势而为和拥兵自重的重要性。
其人只是要抓住当前难得的机遇大肆扩充实力，以备即将开启的天下大乱中大展拳脚，并不是樊瑞、方腊之流看到点苗头就跳出来作死的无脑莽夫。
因而，得知朝廷使团要求过境时，李成立即赶赴获嘉县，拿出当初侍奉王安中的态度，亲自护送使团由新乡县渡过黄河。
有惊无险地回到开封府，得到了更多消息，王黼等人方才知道这段时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
仅仅是大同正乾皇帝巡游河东北路，同军都没有正式发动进攻，大宋王朝便风雨飘摇，亡国之相尽显。
因隆德府兵变传言而导致的泽州百姓逃荒大潮，已经波及京西北路孟州、河北西路怀州、卫州等地，只是朝廷要解决的众多棘手大事之一。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怀州百姓大逃荒的背后，竟然还有教主道君皇帝的一份“功劳”。
隆德府兵变发生后，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根据部将李成的建议，及时派快马将此事上报了朝廷。
赵宋王朝面对大同帝国（同舟社）始终处于下风，这些年一再经历出现突发事件，多少也锻炼了赵佶等人的神经。
在朝堂乱作一团中，天子居然还能想起自己的宠臣——两个月前因父丧丁忧在家的怀州籍尚书左丞李邦彦（王安中出职隆德府后，赵佶晋李邦彦为尚书左丞）。
教主道君皇帝一面下诏永兴军路、京西路、京畿路、河北西路、淮南东路等地加强戒备，以应对河东路失控后的危急形势。
一面又向怀州派出专使，以国难当头需重臣辅佐为由，对尚未满丁忧期的李相公夺情（即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
怀州李氏商贾之家却出了李邦彦这个如此得天子宠信的相公，自然倍受人关注，李邦彦被天子夺情，理所当然地惊动了很多人。
好巧不巧的是，其人回京复职时，泽州大逃荒的百姓正好逃到了河内县。
两件事扯在一起，很难让人不怀疑朝廷早知道隆德府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故意瞒着怀州的愚民村夫。
在知州老爷借为李相公送行之机遁逃后，这场逃荒浪潮便进入了高潮。
从这个意义上讲，野心极大的李成主动进兵卫州，挡住了百姓继续逃荒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还真是立有大功的。
但去路受阻的百姓在恐慌的驱使下，私渡凌汛期的黄河，由此导致大量死伤，则不在朝廷的考虑之中。
当怀州、卫州大乱之时，朝廷寄予厚望的陕西诸路也出了大问题。
唯一能够牵制河东路的永兴军路西军竟然在朝廷最需要的时候，闹出了兵变。
其实，也不算是兵变，准确来说是士卒鼓噪，以朝廷用人不当为由，不听调遣——罢工不干了。
当然，罢工归罢工，朝廷的饷钱还是得照发。
即便久掌西军的豫国公童贯也奈何不了这帮油盐不进的丘八，直到朝廷根据豫国公的建议，再三降旨，请动太原府兵败后引咎致仕的种师道再度出山，这场闹剧才结束。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大宋这间破屋子仅仅是遭到正乾皇帝河东北路之巡的波及，就诱发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
永兴军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作为陪都的南阳府也出了事。
起因很简单——朝廷大肆修建行宫，征用了当地百姓的土地，赔偿却少得可怜，这些人利益受损自然要闹。
本身这事之前就已经压了下去，但在大宋遭遇大难教主道君皇帝急着迁都之时，在有心人的煽动下，这事又被炒热并很快就失去控制，甚至引发了流血冲突。
这还没完，淮南东路光州、梓州路泸州、两浙路徽州等地也相继爆发了民乱……
得到这一连串的坏消息，王黼终于明白了朝廷会如此忌惮李成。
只因这个时候，朝廷真的不能再逼反一个靠开封这么近的军头。
委曲求全也好，顾全大局也罢，都只有渡过了眼前的危机才有解决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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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紧急，完成出使任务后，除了因疾未愈暂时滞留大同的副使景王赵杞外，其余人等皆在太傅楚国公王黼的带领下启程返回开封府。
河东路已经全部纳入大同治下，使团回去的路线便做了更改，由河东路泽州进入怀州，经卫州渡过黄河直接进入开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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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傅有心推辞，又怕正乾皇帝恼怒，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进入怀州后，见到了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众人才明白过来正乾皇帝为何要派军队护卫使团。
田地之中看不到忙碌的农人，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村子也寻不到几个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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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黼虽然不知道怀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却知道此地不可久留，也不敢去河内县了，直接带着使团一路向东，计划经过修武县进入卫州。
修武县知县倒是没有擅离职守，但城中守军却跑了个干净，全靠临时征召的青壮守城，外面兵荒马乱，城中人心惶惶，大白天都得紧闭城门。
使团需要补给并了解怀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必须先在修武县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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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在隆德府待了那么久，自是知道兵变早已被控制，但仍不敢久留，在修武县稍作调整后，又赶紧启程前往卫州。
卫州倒是没有怀州这么乱，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乱。
使团到达获嘉县就被驻守的宋军拦了下来，不允许同军官兵入境。
同军护卫官兵的主要任务是将使团安全送到宋军手中，并不是攻城略地，任务完成便退回了河东路。
但等王黼出示印信，要求守军立即送使团过河的命令却遭到了拒绝。
理由是卫州形势严峻，一切重大军政活动必须听从河北路招捉使的统筹安排。
王太傅身居朝堂，却从没有听说过什么“河北路招捉使”。
很明显，这个不伦不类的官职是使团出发后的这段时间才设置的，而担任此职者正是河东骁将李成。
其人因收拢溃卒且挡住乱民入京有功，被朝廷授予河北路招捉使，升官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虽然赵宋在河北只剩下了两州一军，辖区小得可怜，“招捉使”这官职也不是正规编制，一听就草鸡得不行，但李成手下的万余兵马（对外号称三万）却是实打实。
不说李招捉在河东路屡屡阻击强敌，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仅凭这么强大的一支武装出现在与开封府只有一河之隔的卫州，朝廷封其一个右武大夫防御使以安抚其人，无论如何都不过分。
要说李成也确实是个人才，不仅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而且治兵颇有一套。
其人以襄垣县兵起家，号令甚严，整个河东南路诸军唯有襄垣县兵能响应宣抚使的征召及时聚齐，就可见一斑。
李成深知乱世之中手下军将方是立身之本，不仅治军严，而且对麾下兵士结以恩义。
诸如临阵必身先，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亲视之，行军若遇雨雪与兵士同淋等等，其人均是无师自通，深得古之名将邀买士心之手段。
效果也看得见，襄垣县四营兵马始终追随其人，辗转至卫州时仍有千余人。
正是靠着这些人为基干，李成才能通过收编、笼络、结盟等手段控制其余各地兵马，还得到了孔彦舟、傅庆等俊才的投靠。
孔彦舟乃是河北路相州林虑县人，因父母早亡无人管教，少时便流落街头，整日与一帮泼皮无赖混迹市井之间。
同舟社接管河北后，相州的土皇帝安阳韩氏没多久就在内斗中分崩离析，引发相州政治大地震，原本与韩氏利益相关的白、黑和灰色势力均在同舟社的打击下遭到了重创。
共建会组织建立起来后，泼皮无赖们生存的土壤被逐步铲除，往日营生做不下去了，孔彦舟等人不得不另谋出路。
其人原本想参军，却因为年龄太小同军不收（彼时孔彦舟还不到十五周岁），又吃不了种地的苦，只能靠打临工兼偷鸡摸狗勉强度日。
后来，孔彦舟在雇主家行窃时被撞破，因害怕同舟社刑罚而暴起杀人。
由此，其人在相州待不住了，只能偷越国界，辗转逃入河东路泽州境内聚众为盗。
孔彦舟仿佛天生就是吃盗匪这碗饭的，很快就闯出了名声，逐渐在太行山中站稳了脚跟，接连收拢了数百亡命之徒。
不仅如此，其人还极善审时度势。
山寨做大后，补给越来越难，孔彦舟抓住了官军屡次败于同军，河东路兵力空虚的好时机，主动下山接受招安，一举洗白了自己的身份。
随后，李成带兵入泽州，境内谣言四起。
孔彦舟敏锐意识到干大事的机会来了，又主动投靠李成，并协助后者除掉了几名泽州军官以吃下他们的部队。
李成能够在泽州快速扩充实力并打下相对坚实的基础，孔彦舟功不可没，其人也因此“大功”，小小年纪就得了李成的倚重。
傅庆则是卫州本地窑户，成长经历与李成有几分相似。
同军控制河北路后，原本护卫京畿的卫州一下就成了前线重地。
为应对同军强大的压力，朝廷在怀、卫、滑三州和安利军大肆招募效用士。
傅庆便是那时应征入伍，之后便展现了敢于亡命的天赋，多次执行别人不敢执行的侦察任务，逐渐在卫州宋军士卒中积累了不小的名气。
李成驱逐怀州兵马进入卫州后故技重施，逐步控制两州的官军，此举自然遭到了部分军官的强烈抵制。
傅庆审时度势，认为李成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果断抓住机会，鼓动士兵以讨赏为由向各部的军官施加压力，帮助李成顺利掌控两州部队而被后者委以重用。
这几年，大宋屡屡败于大同，国势急剧衰落，对内的压榨却越发严酷。
而各地文武官员经历中山府陈遘、代州郭仲恂等事后，也逐渐认清了教主道君皇帝的凉薄，尽皆选择明哲保身。
当官的不管事，地方上匪夷所思之事便层出不穷，头脑稍微聪明点的人都能看出大宋亡国迹象尽显，野心之辈的机会已经来临。
孔彦舟、傅庆等人能力皆不及李成，野心也稍逊，却都清楚赵宋这艘破船就快要沉了，而李成则是符合他们期待的新船长。
尽管后者这艘小船也很破，但至少能载他们一程，先过了眼前这个阶段再说。
得众好汉相助，李成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掌控上万兵马，能不能打暂且不论，至少做到了号令基本统一。
赵宋朝廷发现卫州“数万大军”隐隐失控后也慌了神，一套加官进爵的老套路下来，反让李成、孔彦舟、傅庆等人愈发看清了朝廷的软弱。
因而，即便以王黼太傅楚国公之尊，要想由卫州渡河，也得经李捉讨的同意才行。
幸好王太傅别的本事没得，见风色的本领却是一等一的，发现获嘉县形势不对后，果断收起自己的官威，老实等待李成的放行命令。
李成是个很善于学习的人，他从大同正乾皇帝的起家史中得到了启发，很清楚借势而为和拥兵自重的重要性。
其人只是要抓住当前难得的机遇大肆扩充实力，以备即将开启的天下大乱中大展拳脚，并不是樊瑞、方腊之流看到点苗头就跳出来作死的无脑莽夫。
因而，得知朝廷使团要求过境时，李成立即赶赴获嘉县，拿出当初侍奉王安中的态度，亲自护送使团由新乡县渡过黄河。
有惊无险地回到开封府，得到了更多消息，王黼等人方才知道这段时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
仅仅是大同正乾皇帝巡游河东北路，同军都没有正式发动进攻，大宋王朝便风雨飘摇，亡国之相尽显。
因隆德府兵变传言而导致的泽州百姓逃荒大潮，已经波及京西北路孟州、河北西路怀州、卫州等地，只是朝廷要解决的众多棘手大事之一。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怀州百姓大逃荒的背后，竟然还有教主道君皇帝的一份“功劳”。
隆德府兵变发生后，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根据部将李成的建议，及时派快马将此事上报了朝廷。
赵宋王朝面对大同帝国（同舟社）始终处于下风，这些年一再经历出现突发事件，多少也锻炼了赵佶等人的神经。
在朝堂乱作一团中，天子居然还能想起自己的宠臣——两个月前因父丧丁忧在家的怀州籍尚书左丞李邦彦（王安中出职隆德府后，赵佶晋李邦彦为尚书左丞）。
教主道君皇帝一面下诏永兴军路、京西路、京畿路、河北西路、淮南东路等地加强戒备，以应对河东路失控后的危急形势。
一面又向怀州派出专使，以国难当头需重臣辅佐为由，对尚未满丁忧期的李相公夺情（即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
怀州李氏商贾之家却出了李邦彦这个如此得天子宠信的相公，自然倍受人关注，李邦彦被天子夺情，理所当然地惊动了很多人。
好巧不巧的是，其人回京复职时，泽州大逃荒的百姓正好逃到了河内县。
两件事扯在一起，很难让人不怀疑朝廷早知道隆德府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故意瞒着怀州的愚民村夫。
在知州老爷借为李相公送行之机遁逃后，这场逃荒浪潮便进入了高潮。
从这个意义上讲，野心极大的李成主动进兵卫州，挡住了百姓继续逃荒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还真是立有大功的。
但去路受阻的百姓在恐慌的驱使下，私渡凌汛期的黄河，由此导致大量死伤，则不在朝廷的考虑之中。
当怀州、卫州大乱之时，朝廷寄予厚望的陕西诸路也出了大问题。
唯一能够牵制河东路的永兴军路西军竟然在朝廷最需要的时候，闹出了兵变。
其实，也不算是兵变，准确来说是士卒鼓噪，以朝廷用人不当为由，不听调遣——罢工不干了。
当然，罢工归罢工，朝廷的饷钱还是得照发。
即便久掌西军的豫国公童贯也奈何不了这帮油盐不进的丘八，直到朝廷根据豫国公的建议，再三降旨，请动太原府兵败后引咎致仕的种师道再度出山，这场闹剧才结束。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大宋这间破屋子仅仅是遭到正乾皇帝河东北路之巡的波及，就诱发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
永兴军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作为陪都的南阳府也出了事。
起因很简单——朝廷大肆修建行宫，征用了当地百姓的土地，赔偿却少得可怜，这些人利益受损自然要闹。
本身这事之前就已经压了下去，但在大宋遭遇大难教主道君皇帝急着迁都之时，在有心人的煽动下，这事又被炒热并很快就失去控制，甚至引发了流血冲突。
这还没完，淮南东路光州、梓州路泸州、两浙路徽州等地也相继爆发了民乱……
得到这一连串的坏消息，王黼终于明白了朝廷会如此忌惮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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