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理是圆的(1)
第五十五章、理事圆的(1)
朱熹理学最大的恶还有他提出的“格物致知”，这个看似合理的概念恰恰违背人人生而平等原则。格物致知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恶之说，格物致知本身来自于《礼记·大学》篇，原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是很好的一段话，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宋代以前是具备全部哲学概念的学问，具有文化起于“三”的全部精神。因为《大学》的宗旨是：一、弘扬明确的规矩和秩序。二、上下间爱，关爱人民。三、动静在止，尽美为善。凡是事物必有动有静，动和静是万物化生的规矩和秩序。了解事物运动和休止的规矩和秩序，方能达成行动的目标。完成行动目标之后是安宁稳定的境界，安宁稳定之后是能量变静的形式，能量变静之后是能量静止舒畅的形式。能量静止舒畅之后是能量思考和担忧的形式。思考和担忧之后是事物能量守恒的最终结果。由是能量是动生止，止生定，定生一；定生静，静生宁，宁生二；宁生安，安生虑，虑生三的事物发展、变化、延续的过程。而思考和担忧在安之后，安而生虑是哲学“三”的境界，无三不虑。一知心动，二知心宁，三知心虑，虑生万千，只有“吾日三省吾身”，才达到凡事尽善尽美。这句话富含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精神，也是《易》学至三而“惧”的概念。
因此，万物皆有动与静，是事物或思维发展由本至末的顺序能量守恒规律。万事皆有安与虑，是事物或思维发展、变化、延续由终到始的倒序能量守恒规律。知道了解万事顺序规律，知道有先有后，通行才能顺畅，万事万物方能达成至善至美之目的。
万事万物有动有静必有虑，其实这就是哲学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三大规律。但是到朱熹理学只剩下动和静了，也就是说只剩下他说的“天地之间有理有气”了。
在朱熹理学这里没有了《易》学至三而“惧”的规律，也没有了儒学的动静之后的“虑”的规律，也就没有了哲学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了，没有了“惧”、“虑”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也就不用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了，就只剩下如太极状态下的，一半是阴，一半是阳；一半是虚，一半是实的这个虚实各半的圆圈了。
在朱熹理学这里理是圆的，可以滚动，没有边界。只有上下，没有多边多棱多角的高山流水。只有一二，没有了三四五六七八。一切人或事物皆是圆的，可以上下左右滚动，可黑可白，可稀可疏，可刚可柔，可君可臣，可敌可友，可你可我，可东可西，可逢场作戏，八面玲珑，化动化止，化静化安，而无需恐惧，忧虑，便可直接到达完美的彼岸。
他这种思想的确为宋后的政治生态带来了转机，给汉人在政治生态上带来了摆脱长期受北方异族欺凌的面貌，为汉人的扩大、发展、延续起到了难以评估的效果，为宋后汉民族融化异族起到了难以评估的效果，但是他的这种思想也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送上了归途。
其实这就是理学最大的善与恶。在万事万物达成到达彼岸的过程中，圆型的“理”要比多多边多棱多角的“德、法”更能应对多边内缘和外缘政治，其目的确实是好的。但是正是这个圆型的“理”把明清政治、人文、宗教生态推进到圆滑奸诈，佞臣倍出的政治时代。明清两代是做人圆滑，为政奸佞，敬神糊涂，处事最二的时代，这便是凡事都讲理的结果。
因为理是圆的，讲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没理，不讲理，就是颠黑倒白、颠倒黑白的理，就是一切都可以圆滑处理，八面玲珑，刁钻奸猾，万事糊涂的理。
这便是朱熹“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的结果，也是邵雍“本诸天道，质于人事”的结果，也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结果。最终完成了压制“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的目的。
在宋代之前，中国人倡导用高尚的道德践行天下。孔子的仁义道德在宋前是中国的政治、人文、宗教生态标准，所以你看到学习到中国唐代传统文化真谛的日本，他们今天仍然崇尚精忠报国、孝顺父母、仁爱正义、遵守规矩、廉洁不贪、知羞耻的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的道德标准。日本精忠报国是传统的、发自骨子里的，孝顺父母在近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有所减弱，但仁爱正义、遵守规矩、廉洁不贪、知羞耻却非常明显的高过受朱熹理学思想影响较深的韩国，韩国人连领袖都不敬畏，何来传承孔子的仁义道德思想，他们敬的不是孔子而是朱熹。所以韩国人为人处事着重实际，看人下菜碟，讲圆滑处事，讲八面玲珑，讲刁钻奸猾，讲万事糊涂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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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理学最大的恶还有他提出的“格物致知”，这个看似合理的概念恰恰违背人人生而平等原则。格物致知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恶之说，格物致知本身来自于《礼记·大学》篇，原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是很好的一段话，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宋代以前是具备全部哲学概念的学问，具有文化起于“三”的全部精神。因为《大学》的宗旨是：一、弘扬明确的规矩和秩序。二、上下间爱，关爱人民。三、动静在止，尽美为善。凡是事物必有动有静，动和静是万物化生的规矩和秩序。了解事物运动和休止的规矩和秩序，方能达成行动的目标。完成行动目标之后是安宁稳定的境界，安宁稳定之后是能量变静的形式，能量变静之后是能量静止舒畅的形式。能量静止舒畅之后是能量思考和担忧的形式。思考和担忧之后是事物能量守恒的最终结果。由是能量是动生止，止生定，定生一；定生静，静生宁，宁生二；宁生安，安生虑，虑生三的事物发展、变化、延续的过程。而思考和担忧在安之后，安而生虑是哲学“三”的境界，无三不虑。一知心动，二知心宁，三知心虑，虑生万千，只有“吾日三省吾身”，才达到凡事尽善尽美。这句话富含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精神，也是《易》学至三而“惧”的概念。
因此，万物皆有动与静，是事物或思维发展由本至末的顺序能量守恒规律。万事皆有安与虑，是事物或思维发展、变化、延续由终到始的倒序能量守恒规律。知道了解万事顺序规律，知道有先有后，通行才能顺畅，万事万物方能达成至善至美之目的。
万事万物有动有静必有虑，其实这就是哲学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三大规律。但是到朱熹理学只剩下动和静了，也就是说只剩下他说的“天地之间有理有气”了。
在朱熹理学这里没有了《易》学至三而“惧”的规律，也没有了儒学的动静之后的“虑”的规律，也就没有了哲学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了，没有了“惧”、“虑”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也就不用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了，就只剩下如太极状态下的，一半是阴，一半是阳；一半是虚，一半是实的这个虚实各半的圆圈了。
在朱熹理学这里理是圆的，可以滚动，没有边界。只有上下，没有多边多棱多角的高山流水。只有一二，没有了三四五六七八。一切人或事物皆是圆的，可以上下左右滚动，可黑可白，可稀可疏，可刚可柔，可君可臣，可敌可友，可你可我，可东可西，可逢场作戏，八面玲珑，化动化止，化静化安，而无需恐惧，忧虑，便可直接到达完美的彼岸。
他这种思想的确为宋后的政治生态带来了转机，给汉人在政治生态上带来了摆脱长期受北方异族欺凌的面貌，为汉人的扩大、发展、延续起到了难以评估的效果，为宋后汉民族融化异族起到了难以评估的效果，但是他的这种思想也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送上了归途。
其实这就是理学最大的善与恶。在万事万物达成到达彼岸的过程中，圆型的“理”要比多多边多棱多角的“德、法”更能应对多边内缘和外缘政治，其目的确实是好的。但是正是这个圆型的“理”把明清政治、人文、宗教生态推进到圆滑奸诈，佞臣倍出的政治时代。明清两代是做人圆滑，为政奸佞，敬神糊涂，处事最二的时代，这便是凡事都讲理的结果。
因为理是圆的，讲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没理，不讲理，就是颠黑倒白、颠倒黑白的理，就是一切都可以圆滑处理，八面玲珑，刁钻奸猾，万事糊涂的理。
这便是朱熹“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的结果，也是邵雍“本诸天道，质于人事”的结果，也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结果。最终完成了压制“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的目的。
在宋代之前，中国人倡导用高尚的道德践行天下。孔子的仁义道德在宋前是中国的政治、人文、宗教生态标准，所以你看到学习到中国唐代传统文化真谛的日本，他们今天仍然崇尚精忠报国、孝顺父母、仁爱正义、遵守规矩、廉洁不贪、知羞耻的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的道德标准。日本精忠报国是传统的、发自骨子里的，孝顺父母在近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有所减弱，但仁爱正义、遵守规矩、廉洁不贪、知羞耻却非常明显的高过受朱熹理学思想影响较深的韩国，韩国人连领袖都不敬畏，何来传承孔子的仁义道德思想，他们敬的不是孔子而是朱熹。所以韩国人为人处事着重实际，看人下菜碟，讲圆滑处事，讲八面玲珑，讲刁钻奸猾，讲万事糊涂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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