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朱熹改造儒家文化
第四十八章、朱熹改造儒家文化
为什么要将二元文化提升到多元文化上去？以如前面所讲，二元文化是阴性文化，富含坤现象的内容，而坤现象是柔顺文化，讲柔顺、包容、和谐、含蓄、隐忍、讲被动承受和羊性精神，政治上讲集权治理，文化讲二元规制原则，宗教讲无神论。而多元文化是阳性文化，内容富含乾现象，而乾现象是刚直文化，讲阳刚、勇敢、侵略、占有、讲契约精神和狼性文化，政治上讲分权治理，文化讲三元分立原则，宗教讲一宗神。
回顾历史，以今天京广线为界，凡是京广线以东地区出现的建国领袖，他们建立的国家一定是集权制国家，政治体系是君、臣、省、六部合同制。如商、商汤；汉、刘邦；明、朱元璋。这些人都出生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交界一代。凡是京广线以西出现的建国者他们建立的国家都是分封制国家，政治体系是君、相、省、六部分权制。如周、周文王姬昌；唐、唐太宗李世民；元、元世祖忽必烈，这些人都出生在河南西部、陕西、山西、内蒙古地。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无论是大区域还是小环境，都存在东西两种文化不同的现象，在《易经》中就是乾现象文化和坤现象文化。
两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导致人在思维层次也会出现不同的文化结论。在坤现象文化这里人们喜欢制定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礼教说教等有目标性的东西，强制所有人遵循，并沿着一个轨道前进，不得擅自逾越教义规制。
如孔子《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孔子《中庸》“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孔子《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等等
这些言论都是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礼教说教，是阴性虚无的准则，是虚设的标准，没有深度，不具备约束力，因为道德不是法律，没有责任，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没有义务就不需要遵守。
这大概也是朱熹改造孔子儒学思想的原因。
在朱熹生存的年代，古代中国正处在两宋时期。
宋代是古代中国经历唐后五代十国割据政权战乱纷争后，统一中原建立的国家，北宋定都开封后国家并不安宁，仍处于辽金夹击的大环境中。可以说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不能代表当时的中国历史。因为当时中国是多国并存的时期，中原地区多次易手，在宋人手中也就百余年时间，而从唐灭至明兴的四百多年间，中原地区基本上都在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手中，当然文化也不再是原来的文化了。
南宋是偏安一偶的地方王权，不能代表当时全部的中国文化，因为当时整个淮河以北地区分辽、金、蒙元分期存在着，北方政权始终占据中原，并不断南侵，南宋政权只是在残存的一片土地上苟且偷安生存的地方政权而已，怎能代表整个中华文化呢？古自说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文化始终是华夏民族的根。
在这种情况下朱熹生产改造孔子儒学思想也是外部环境引动内部质量发生变化的过程。在外部受到侵害、欺扰，攻击的压力环境下，内部恐惧、担忧的心理促使宋代文化发生变化，他们在寻找一种超越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礼教说教的东西，并以此来代替孔子的“道德观”。
道德观是什么？道德是规范、秩序。道德讲忠孝守信，讲礼仪廉耻，讲仁义间爱，讲柔顺，讲和谐，讲亲民政德，讲规矩方圆，讲保宗保体，讲安定。但是对北方侵略者而言，这些都是废话，他们根本不吃这一套。于是以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为代表的大理学派重新翻耕《易经》，在《周易》基础上找到了太极之数，这个太极之数就是先天八卦，也叫伏羲八卦。
在宋前，《周易》基上只论后天八卦，也就是文王八卦，文王八卦讲流行，讲周期循环，讲四季规律，从四时的推移，论证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文化就是讲规范、秩序。《说卦传》说“帝出乎震，齐乎冀，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这是太阳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所经历的规律过程，这是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
这里产生了宋前整个华夏民族的文化发展观，为唐及唐前的政治文明奠定了基础。但是自唐朝灭亡后北方民族的大举南侵，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于是这种有准则，有秩序，有礼仪，知廉耻，讲忠信，讲政德，唯亲民，保宗社，保四体，讲和谐安定，讲柔顺的文化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了，因为北方民族不给讲这些，他们讲攻城略地，侵害占有，哪来什么仁义道德，礼仪廉耻，和谐安定。
因此，从邵雍在理论上分裂了《周易》之后，程颢和程颐依托邵雍理论建立了“洛学”，张载建立了“关学”，逐步形成大理学说的雏形，到南宋朱熹继承和发展他们的学说，正式形成影响中国人至今的“道理”学派。“道理论”的主旨思想就是讲“理”，凡啥事咱都得先讲理，不管你是人是物，是物是神，是神是鬼，凡事咱先讲“理”。
以理服人，以理说事，这个文化原理来源于先天八卦，也叫伏羲八卦。伏羲八卦讲定数，讲太极，讲二仪四象。也就是尽览物性、穷探天理、洞悉人事，发现宇宙万物的自然生命规律，强调自然和协，尊重自然规律，从实际出发，达成修德养性、安民理政的修身治国之道。从现实出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是因为宋人长期受北方民族侵害、欺凌、威胁，搅扰的情况下，在内心恐惧担忧的情况下，文化上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意识形态，在文化上寻找与北方民族打交道的理论依据。
这是因为在北方民族那里，哪来的道德标准？哪来的仁义道德，礼仪廉耻？他们根本不吃你这一套，说侵略就侵略，说伤害就伤害，根本不讲道德信义，动辄便使用武力侵犯，于是孔孟的“道德观”在宋代已经不合时适了。
怎么办？改造孔孟的“道德观”，于是朱熹之流的“道理论”便登上了文化舞台。
朱熹言：“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朱熹的这些言论就比较切合实际了，较之孔孟文化在向下沉。
但是在文化上确立朱熹的“道理论”也受到了很大阻力，当时南宋政权并不认可朱熹的“道理论”，并定性朱熹为“伪学魁首”，可见从一个层次推进到另一个层次，从一种概念上升到另一种概念并不是那么简单。
直到朱元璋出现，朱熹的“道理论”才得以推广应用。为什么？因为明朝是打跑元朝政权建立的政权，也没有什么仁义道德、礼仪廉耻、规矩方圆可讲，只要有道理，有可能性干就得了。讲实际、讲本质、讲行动才是王道。只要符合实际，在合乎常理和现实的情况下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为达成预期目的，干就完了。这非常符合朱元璋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于是朱熹的“道理论”便正式成为明朝的政治纲领、人文方针和宗教政策了。
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不亚于孔子的“道德观”，直到今天东方很多国家仍在使用朱熹的“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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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将二元文化提升到多元文化上去？以如前面所讲，二元文化是阴性文化，富含坤现象的内容，而坤现象是柔顺文化，讲柔顺、包容、和谐、含蓄、隐忍、讲被动承受和羊性精神，政治上讲集权治理，文化讲二元规制原则，宗教讲无神论。而多元文化是阳性文化，内容富含乾现象，而乾现象是刚直文化，讲阳刚、勇敢、侵略、占有、讲契约精神和狼性文化，政治上讲分权治理，文化讲三元分立原则，宗教讲一宗神。
回顾历史，以今天京广线为界，凡是京广线以东地区出现的建国领袖，他们建立的国家一定是集权制国家，政治体系是君、臣、省、六部合同制。如商、商汤；汉、刘邦；明、朱元璋。这些人都出生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交界一代。凡是京广线以西出现的建国者他们建立的国家都是分封制国家，政治体系是君、相、省、六部分权制。如周、周文王姬昌；唐、唐太宗李世民；元、元世祖忽必烈，这些人都出生在河南西部、陕西、山西、内蒙古地。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无论是大区域还是小环境，都存在东西两种文化不同的现象，在《易经》中就是乾现象文化和坤现象文化。
两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导致人在思维层次也会出现不同的文化结论。在坤现象文化这里人们喜欢制定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礼教说教等有目标性的东西，强制所有人遵循，并沿着一个轨道前进，不得擅自逾越教义规制。
如孔子《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孔子《中庸》“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孔子《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等等
这些言论都是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礼教说教，是阴性虚无的准则，是虚设的标准，没有深度，不具备约束力，因为道德不是法律，没有责任，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没有义务就不需要遵守。
这大概也是朱熹改造孔子儒学思想的原因。
在朱熹生存的年代，古代中国正处在两宋时期。
宋代是古代中国经历唐后五代十国割据政权战乱纷争后，统一中原建立的国家，北宋定都开封后国家并不安宁，仍处于辽金夹击的大环境中。可以说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不能代表当时的中国历史。因为当时中国是多国并存的时期，中原地区多次易手，在宋人手中也就百余年时间，而从唐灭至明兴的四百多年间，中原地区基本上都在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手中，当然文化也不再是原来的文化了。
南宋是偏安一偶的地方王权，不能代表当时全部的中国文化，因为当时整个淮河以北地区分辽、金、蒙元分期存在着，北方政权始终占据中原，并不断南侵，南宋政权只是在残存的一片土地上苟且偷安生存的地方政权而已，怎能代表整个中华文化呢？古自说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文化始终是华夏民族的根。
在这种情况下朱熹生产改造孔子儒学思想也是外部环境引动内部质量发生变化的过程。在外部受到侵害、欺扰，攻击的压力环境下，内部恐惧、担忧的心理促使宋代文化发生变化，他们在寻找一种超越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礼教说教的东西，并以此来代替孔子的“道德观”。
道德观是什么？道德是规范、秩序。道德讲忠孝守信，讲礼仪廉耻，讲仁义间爱，讲柔顺，讲和谐，讲亲民政德，讲规矩方圆，讲保宗保体，讲安定。但是对北方侵略者而言，这些都是废话，他们根本不吃这一套。于是以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为代表的大理学派重新翻耕《易经》，在《周易》基础上找到了太极之数，这个太极之数就是先天八卦，也叫伏羲八卦。
在宋前，《周易》基上只论后天八卦，也就是文王八卦，文王八卦讲流行，讲周期循环，讲四季规律，从四时的推移，论证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文化就是讲规范、秩序。《说卦传》说“帝出乎震，齐乎冀，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这是太阳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所经历的规律过程，这是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
这里产生了宋前整个华夏民族的文化发展观，为唐及唐前的政治文明奠定了基础。但是自唐朝灭亡后北方民族的大举南侵，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于是这种有准则，有秩序，有礼仪，知廉耻，讲忠信，讲政德，唯亲民，保宗社，保四体，讲和谐安定，讲柔顺的文化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了，因为北方民族不给讲这些，他们讲攻城略地，侵害占有，哪来什么仁义道德，礼仪廉耻，和谐安定。
因此，从邵雍在理论上分裂了《周易》之后，程颢和程颐依托邵雍理论建立了“洛学”，张载建立了“关学”，逐步形成大理学说的雏形，到南宋朱熹继承和发展他们的学说，正式形成影响中国人至今的“道理”学派。“道理论”的主旨思想就是讲“理”，凡啥事咱都得先讲理，不管你是人是物，是物是神，是神是鬼，凡事咱先讲“理”。
以理服人，以理说事，这个文化原理来源于先天八卦，也叫伏羲八卦。伏羲八卦讲定数，讲太极，讲二仪四象。也就是尽览物性、穷探天理、洞悉人事，发现宇宙万物的自然生命规律，强调自然和协，尊重自然规律，从实际出发，达成修德养性、安民理政的修身治国之道。从现实出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是因为宋人长期受北方民族侵害、欺凌、威胁，搅扰的情况下，在内心恐惧担忧的情况下，文化上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意识形态，在文化上寻找与北方民族打交道的理论依据。
这是因为在北方民族那里，哪来的道德标准？哪来的仁义道德，礼仪廉耻？他们根本不吃你这一套，说侵略就侵略，说伤害就伤害，根本不讲道德信义，动辄便使用武力侵犯，于是孔孟的“道德观”在宋代已经不合时适了。
怎么办？改造孔孟的“道德观”，于是朱熹之流的“道理论”便登上了文化舞台。
朱熹言：“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朱熹的这些言论就比较切合实际了，较之孔孟文化在向下沉。
但是在文化上确立朱熹的“道理论”也受到了很大阻力，当时南宋政权并不认可朱熹的“道理论”，并定性朱熹为“伪学魁首”，可见从一个层次推进到另一个层次，从一种概念上升到另一种概念并不是那么简单。
直到朱元璋出现，朱熹的“道理论”才得以推广应用。为什么？因为明朝是打跑元朝政权建立的政权，也没有什么仁义道德、礼仪廉耻、规矩方圆可讲，只要有道理，有可能性干就得了。讲实际、讲本质、讲行动才是王道。只要符合实际，在合乎常理和现实的情况下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为达成预期目的，干就完了。这非常符合朱元璋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于是朱熹的“道理论”便正式成为明朝的政治纲领、人文方针和宗教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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