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东西方哲学起源
第五章、东西方哲学起源
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并脱离自然科学的一门专一研究人性的学问，属于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科学方法，来源于数学原理。哲学名词起源于古代希腊，由philo和sophia两部分构成的动宾词组：philein是动词，指“爱和追求”；sophia是名词，其指“智慧”。
所以，西方哲学自形成统一的理论概念之后，就把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建立在“爱与智慧”的基础之上，通过智慧寻找真理，用爱心领悟人生。
中国传统理学起源东周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法家为代表，但他们的思想皆来自《易经》，所以中国古代哲学的实际出处在《易经》。
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把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建立在“变、不变、易变（易经原理）”的基础之上。
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东方理学都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的学问，是用数学原理来换算推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逻辑性、以及预定规制性的学问，但是，西方哲学在苏格拉底之后就逐渐脱离自然科学，发展为一门专一研究人类社会怎样科学文明向前发展的一门学问，直接影响到西方政治、人文和宗教的发展前进。而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易经》存在的原因，始终没能跳出自然科学的圈子，将整个中国文化封闭在《易经、易传》设定的圈子中，完全沉浸在“变、不变、易变”的三变原理之上，无法前进和发展。
其实，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传统理学，其实际意义就在于通过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想方法，来辨证事物发展的定性、规律性与既定性等等现象，既而用人类的“爱心”来落实人类用“智慧”所逻辑出的思想方法，来解决人类文明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影响人类的政治、人文与宗教发展，进而左右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其实还是一句话，人类发展的整个过程就是辩证和逻辑从“有”到“无”的过程，即“存在”到“不存在”的过程。
中国传统理学具有广义性，只针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产生联想，而哲学则具有狭小性，只针对事物发展的“存在性”产生联想。中国传统理学认为先有物质“存在”，有直观“规律性”存在，才能有“无”的精神存在。而西方文化在精神理念的作用下，侧重逻辑辩证方法，认为万物皆有灵，是先有“精神”存在后的“物质”存在，从而逻辑辩证物质发展的定性规律，从事物“精神”运动中发现“物质”存在性的东西，找到事物发展的优质性与缺陷性，并通过逻辑思维的方法，通过优化优质、弥补缺陷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哲学理论实际是解决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优质性与缺陷性”问题的方法学，具有很强很具体的靶向性。
西方哲学从“精神映射物质”出发，注重关注人性的本质。
西方人在哲学定义之初就把哲学限定在“爱”与“智慧”之间，简单的说，比如今天我们知道的电脑“阿尔法”可以打败人类智慧，但是电脑阿尔法没有人类的爱心世界，所以电脑阿尔法无论多么智慧它也不具备人类的爱心世界，因为“阿尔法”不是“精神映射物质”的产物。
就这么简单，人类用智慧可以找到事物发展过程中产生矛盾后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法，但是，这一切必须首先从“精神映射物质”的人性的“爱心”出发，用人类的爱心来决定解决实际问题。
因此，哲学从产生之初就把研究范围定义在人类的灵魂世界与物质基础之间，肯定了“精神映射物质”，人的意志可以改变一切缺陷的重要性。而中国古代理学则不然，理学从建塑之始就认为“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肯定了天命不能违的重要性。
西方哲学由于研究方向的问题自产生之初就是一门定义宽泛的学问，讲世界观和方法学的统一。但是研究内容很狭义，仅限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所以哲学虽然经纬万端，但经细有伦，定义明确。
西方哲学家认为人类的灵魂世界与智慧能力存在独立的人格。简单说西方人认为人的灵魂独立存在于是肉体之上，也是从“有”到“无”的发展过程。
早在公元前6～公元5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三大学派，即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皆数，并猜想任何直角三角形，其斜边的平方恰好等于另两边平方之和，即毕达哥拉斯定律，中国称为“勾股定理”，但在中国出现则晚了五百年。毕达哥拉斯三角猜想形成了三位一体学说。这就建塑起“神、圣、体”三体合一的原始理论，既而发展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宗教真是，后又直接影响到西方政治，形成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主张。
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克塞诺芬尼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了原始哲学的两条研究途径：一条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条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这两条理论为后期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指明了方向，为黑格尔“存在就是合理的”起到立论的作用。这也就是“我是从“有”而来到“无”而去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还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都是先“存在”发展到“不存在”的过程。其实所有的纠结还是先“有”后“无”的必然过程。
之后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认为世界是水、火、土、气构成的万物，并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一哲学猜想。泰勒斯的思想构成了西方后期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论。
泰勒斯的思想接近中国人的“变、不变、易变”理学理论思想，与中国文化发源不同的是毕达哥拉斯、克塞诺芬尼、泰勒斯皆来自民间，其思想主张也是依据生活实践为基础，创建各自认识世界的立论主张，为影响并产生出后期的苏格拉底哲学，以及后期的西方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西方文化形成的结构看西方文明，西方哲学自形成完整的理论概念之始，西方文化至始至终都与政治没有瓜葛，不受政治的影响。西方的哲学家都来自民间，没有政治身份，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在中国，如果你没有政治身份，那么你的立论就很难推广。但是，我们今天回看西方哲学家们的思想主张，却对西方政治、人文与宗教的影响极大，基本形成西方人现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并形成西方人的政治观和宗教信仰。西方哲学家们的思想主张很接地气，来自民间，自然有利为民说话。
古代中国人自中国传统理学形成完整的概念之后，对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影响更大，基本上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都是建立在理学思想之上的。古代中国人认为理学就是讲道理的学问，通过观察自然总结出优秀的思想理念，总结优秀的经验来解决人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政治上解决治国安邦的方法，人文上排序“仁义礼智信”的定义范围，宗教上定义信仰的割据范围，以便让国家发展更加和谐，人们生活更加美满幸福，人文精神更加合理有序的发展前进。
但是，中国的理学自产生之始就是为上层建筑设计的统治策略，是为形而上服务的理论思想，自然就缺乏了根本性的为民而主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存在唯心的“爱心”的定义，而只会产生唯物的“王道德理”，不会为民说话。中国古代理学从根本上讲具有很强的专制性、唯物性，对唯心世界并不认可。
中国古人把天事与人事合一而论，中国传统理学是混合一体的学问。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是阴阳合同，混淆不清地看问题，中国传统理学从理论上讲是持唯心主义观点的学问，其实在实际操作中中国传统理学更多应用的是唯物主义思维。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理学在价值观上更多应用的是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条件的优先存在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所以中国传统理学更强调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与既定性，强调强权性，优劣性与贵贱性，把一切事物发展都介定在已经既定的目标上，认为事物发展从开始到终结都是已经既定的因果关系，主张顺其自然，而不提倡用人类的“爱心”精神来改变事物现实发展的进程，用“爱”与“追求”的精神来改造世界，造福人类。正是中国人缺乏对唯心世界的认知，所以中国人普遍缺乏对灵魂世界的掌控能力，不知道怎样面对在事情发展中需要爱心行动时，如何把握爱心尺度来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正是中国传统理学最终走进了死胡同，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
我这里打个比方，比如一个老人跌倒了，中国人就普遍缺乏怎么用“爱心”来帮助这个老人走出困境。中国人看到老人跌倒在地普遍存在两种心态，要么绕道走开，要么盲目地上前扶起老人。结果一种人背上缺乏道徳的骂名，另一种人扶起了老人却惹来麻烦，往往被老人指控为肇事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是中国人普通分不清道德与责任界限的原因。
道德不是准则，不具备约束性，看到老人跌倒在地不扶，用道德标准去衡量没有一点价值，道德没有约束性，没道德你也不能将他怎么样。
但是责任则不同，责任就存在价值，存在利益关系。
当你看到老人跌倒在地而不加思索地扶起老人时，责任就随着你伸出的双手开始随伴你左右了。
责任是有代价的，责任意识存在于规则法律之中，责任有价值性，当你伸手扶起老人时，你可能没有意思到你已经将自己置身于整个事件当中了，事件的本身就在规则法律管制范围内的，你盲目地扶起老人，你就必须意识到你已经为这个事件负起了责任，之后的一切都是在责任划分的范围之内了，当老人指控你是肇事者时你不要感到很怨，当法官判定你必须付出赔偿时你不要叫屈，因为从你伸出双手之始就已经肩负着责任了。
责任是必须付出代价的。
其实正确地做法是当你看到老人跌倒了，如果你看到了全部过程，你首先要做的是拦住肇事者，守护现场，防止老人发生二次伤害，用最快的方法通知警察与医疗机构。如果你没有看到老人跌倒的全部过程，你也不是盲目地去扶起老人，而是守护现场，防止老人发生二次伤害，用最快的方法通知警察与医疗机构，然后再去了解老人跌倒的真实原因，而不是绕道走开，也不是盲目地扶起老人。
绕道走开就是缺乏爱心的表现，盲目地扶起同样是缺乏正确的把握爱心尺度的原因。
又如哲学对政治的影响，西方哲学在理论基础上启用的是三元开放式的数学原理，现代的人都知道三元论的基本概念，数字到三就是万象更新的世界。三在一到九的数字里是开放性的时间观念的起点，三是阳春，开泰长阳之初，日新惟良的开始。三三见九，九是一至九最大的数，再往下就是十了，是圆满的终点。三之后是四，四不是变化万端的起点，数字到四就是四季轮回的自然现象了。所以，西方的政治生态多数都是开放式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而多数东方国家仍然在继续沿用二元递进式的数学原理，二元论大家都知道，阴阳合同，阴阳互斥，天人合一就是二元论的核心内容，二元的结构是一个圆形的混沌的整体，属于封闭式的自然空间。二二得四，产生的只有轮回百转而不可能是万象更新的观念，所以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多是二元递进式的政治生态，封闭而轮回百，不左就右，来回交替，规制死板常在。
这就是东西方为什么产生不同哲学的原因与后果，就哲学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应该是苏格拉底提出的思想观念，是用人性的“爱心”和“智慧”方法来解决事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用“对立与统一”的妥协精神来解决事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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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并脱离自然科学的一门专一研究人性的学问，属于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科学方法，来源于数学原理。哲学名词起源于古代希腊，由philo和sophia两部分构成的动宾词组：philein是动词，指“爱和追求”；sophia是名词，其指“智慧”。
所以，西方哲学自形成统一的理论概念之后，就把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建立在“爱与智慧”的基础之上，通过智慧寻找真理，用爱心领悟人生。
中国传统理学起源东周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法家为代表，但他们的思想皆来自《易经》，所以中国古代哲学的实际出处在《易经》。
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把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建立在“变、不变、易变（易经原理）”的基础之上。
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东方理学都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的学问，是用数学原理来换算推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逻辑性、以及预定规制性的学问，但是，西方哲学在苏格拉底之后就逐渐脱离自然科学，发展为一门专一研究人类社会怎样科学文明向前发展的一门学问，直接影响到西方政治、人文和宗教的发展前进。而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易经》存在的原因，始终没能跳出自然科学的圈子，将整个中国文化封闭在《易经、易传》设定的圈子中，完全沉浸在“变、不变、易变”的三变原理之上，无法前进和发展。
其实，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传统理学，其实际意义就在于通过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想方法，来辨证事物发展的定性、规律性与既定性等等现象，既而用人类的“爱心”来落实人类用“智慧”所逻辑出的思想方法，来解决人类文明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影响人类的政治、人文与宗教发展，进而左右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其实还是一句话，人类发展的整个过程就是辩证和逻辑从“有”到“无”的过程，即“存在”到“不存在”的过程。
中国传统理学具有广义性，只针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产生联想，而哲学则具有狭小性，只针对事物发展的“存在性”产生联想。中国传统理学认为先有物质“存在”，有直观“规律性”存在，才能有“无”的精神存在。而西方文化在精神理念的作用下，侧重逻辑辩证方法，认为万物皆有灵，是先有“精神”存在后的“物质”存在，从而逻辑辩证物质发展的定性规律，从事物“精神”运动中发现“物质”存在性的东西，找到事物发展的优质性与缺陷性，并通过逻辑思维的方法，通过优化优质、弥补缺陷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哲学理论实际是解决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优质性与缺陷性”问题的方法学，具有很强很具体的靶向性。
西方哲学从“精神映射物质”出发，注重关注人性的本质。
西方人在哲学定义之初就把哲学限定在“爱”与“智慧”之间，简单的说，比如今天我们知道的电脑“阿尔法”可以打败人类智慧，但是电脑阿尔法没有人类的爱心世界，所以电脑阿尔法无论多么智慧它也不具备人类的爱心世界，因为“阿尔法”不是“精神映射物质”的产物。
就这么简单，人类用智慧可以找到事物发展过程中产生矛盾后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法，但是，这一切必须首先从“精神映射物质”的人性的“爱心”出发，用人类的爱心来决定解决实际问题。
因此，哲学从产生之初就把研究范围定义在人类的灵魂世界与物质基础之间，肯定了“精神映射物质”，人的意志可以改变一切缺陷的重要性。而中国古代理学则不然，理学从建塑之始就认为“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肯定了天命不能违的重要性。
西方哲学由于研究方向的问题自产生之初就是一门定义宽泛的学问，讲世界观和方法学的统一。但是研究内容很狭义，仅限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所以哲学虽然经纬万端，但经细有伦，定义明确。
西方哲学家认为人类的灵魂世界与智慧能力存在独立的人格。简单说西方人认为人的灵魂独立存在于是肉体之上，也是从“有”到“无”的发展过程。
早在公元前6～公元5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三大学派，即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皆数，并猜想任何直角三角形，其斜边的平方恰好等于另两边平方之和，即毕达哥拉斯定律，中国称为“勾股定理”，但在中国出现则晚了五百年。毕达哥拉斯三角猜想形成了三位一体学说。这就建塑起“神、圣、体”三体合一的原始理论，既而发展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宗教真是，后又直接影响到西方政治，形成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主张。
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克塞诺芬尼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了原始哲学的两条研究途径：一条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条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这两条理论为后期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指明了方向，为黑格尔“存在就是合理的”起到立论的作用。这也就是“我是从“有”而来到“无”而去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还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都是先“存在”发展到“不存在”的过程。其实所有的纠结还是先“有”后“无”的必然过程。
之后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认为世界是水、火、土、气构成的万物，并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一哲学猜想。泰勒斯的思想构成了西方后期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论。
泰勒斯的思想接近中国人的“变、不变、易变”理学理论思想，与中国文化发源不同的是毕达哥拉斯、克塞诺芬尼、泰勒斯皆来自民间，其思想主张也是依据生活实践为基础，创建各自认识世界的立论主张，为影响并产生出后期的苏格拉底哲学，以及后期的西方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西方文化形成的结构看西方文明，西方哲学自形成完整的理论概念之始，西方文化至始至终都与政治没有瓜葛，不受政治的影响。西方的哲学家都来自民间，没有政治身份，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在中国，如果你没有政治身份，那么你的立论就很难推广。但是，我们今天回看西方哲学家们的思想主张，却对西方政治、人文与宗教的影响极大，基本形成西方人现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并形成西方人的政治观和宗教信仰。西方哲学家们的思想主张很接地气，来自民间，自然有利为民说话。
古代中国人自中国传统理学形成完整的概念之后，对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影响更大，基本上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都是建立在理学思想之上的。古代中国人认为理学就是讲道理的学问，通过观察自然总结出优秀的思想理念，总结优秀的经验来解决人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政治上解决治国安邦的方法，人文上排序“仁义礼智信”的定义范围，宗教上定义信仰的割据范围，以便让国家发展更加和谐，人们生活更加美满幸福，人文精神更加合理有序的发展前进。
但是，中国的理学自产生之始就是为上层建筑设计的统治策略，是为形而上服务的理论思想，自然就缺乏了根本性的为民而主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存在唯心的“爱心”的定义，而只会产生唯物的“王道德理”，不会为民说话。中国古代理学从根本上讲具有很强的专制性、唯物性，对唯心世界并不认可。
中国古人把天事与人事合一而论，中国传统理学是混合一体的学问。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是阴阳合同，混淆不清地看问题，中国传统理学从理论上讲是持唯心主义观点的学问，其实在实际操作中中国传统理学更多应用的是唯物主义思维。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理学在价值观上更多应用的是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条件的优先存在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所以中国传统理学更强调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与既定性，强调强权性，优劣性与贵贱性，把一切事物发展都介定在已经既定的目标上，认为事物发展从开始到终结都是已经既定的因果关系，主张顺其自然，而不提倡用人类的“爱心”精神来改变事物现实发展的进程，用“爱”与“追求”的精神来改造世界，造福人类。正是中国人缺乏对唯心世界的认知，所以中国人普遍缺乏对灵魂世界的掌控能力，不知道怎样面对在事情发展中需要爱心行动时，如何把握爱心尺度来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正是中国传统理学最终走进了死胡同，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
我这里打个比方，比如一个老人跌倒了，中国人就普遍缺乏怎么用“爱心”来帮助这个老人走出困境。中国人看到老人跌倒在地普遍存在两种心态，要么绕道走开，要么盲目地上前扶起老人。结果一种人背上缺乏道徳的骂名，另一种人扶起了老人却惹来麻烦，往往被老人指控为肇事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是中国人普通分不清道德与责任界限的原因。
道德不是准则，不具备约束性，看到老人跌倒在地不扶，用道德标准去衡量没有一点价值，道德没有约束性，没道德你也不能将他怎么样。
但是责任则不同，责任就存在价值，存在利益关系。
当你看到老人跌倒在地而不加思索地扶起老人时，责任就随着你伸出的双手开始随伴你左右了。
责任是有代价的，责任意识存在于规则法律之中，责任有价值性，当你伸手扶起老人时，你可能没有意思到你已经将自己置身于整个事件当中了，事件的本身就在规则法律管制范围内的，你盲目地扶起老人，你就必须意识到你已经为这个事件负起了责任，之后的一切都是在责任划分的范围之内了，当老人指控你是肇事者时你不要感到很怨，当法官判定你必须付出赔偿时你不要叫屈，因为从你伸出双手之始就已经肩负着责任了。
责任是必须付出代价的。
其实正确地做法是当你看到老人跌倒了，如果你看到了全部过程，你首先要做的是拦住肇事者，守护现场，防止老人发生二次伤害，用最快的方法通知警察与医疗机构。如果你没有看到老人跌倒的全部过程，你也不是盲目地去扶起老人，而是守护现场，防止老人发生二次伤害，用最快的方法通知警察与医疗机构，然后再去了解老人跌倒的真实原因，而不是绕道走开，也不是盲目地扶起老人。
绕道走开就是缺乏爱心的表现，盲目地扶起同样是缺乏正确的把握爱心尺度的原因。
又如哲学对政治的影响，西方哲学在理论基础上启用的是三元开放式的数学原理，现代的人都知道三元论的基本概念，数字到三就是万象更新的世界。三在一到九的数字里是开放性的时间观念的起点，三是阳春，开泰长阳之初，日新惟良的开始。三三见九，九是一至九最大的数，再往下就是十了，是圆满的终点。三之后是四，四不是变化万端的起点，数字到四就是四季轮回的自然现象了。所以，西方的政治生态多数都是开放式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而多数东方国家仍然在继续沿用二元递进式的数学原理，二元论大家都知道，阴阳合同，阴阳互斥，天人合一就是二元论的核心内容，二元的结构是一个圆形的混沌的整体，属于封闭式的自然空间。二二得四，产生的只有轮回百转而不可能是万象更新的观念，所以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多是二元递进式的政治生态，封闭而轮回百，不左就右，来回交替，规制死板常在。
这就是东西方为什么产生不同哲学的原因与后果，就哲学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应该是苏格拉底提出的思想观念，是用人性的“爱心”和“智慧”方法来解决事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用“对立与统一”的妥协精神来解决事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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