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道理论的恶果
第四十九章、道理论的恶果
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之流没有讲“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之理，而是看上了邵雍《周易》中分裂出来的先天八卦之理。《说卦传》第一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里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开启了他们“穷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根基。
从此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之流算是找到了说理的理论原理了，找到了开文化历史倒车的理论依据了，彻底把中国文化开上了返程的倒车，向周朝之前的文明进发。可以说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之流给中国古典文化造成的伤害无法用文字形容，彻底把中国文明送入封闭的政治、人文、宗教环境中去了。
其后果是明朝之后中国文化再无开明、开放、进步可言，思维的禁锢导致文化无法发展递进，完全彻底地回到周代之前的水平，甚至还不如殷商时期的政治、人文、宗教开明、开放。
为什么？因为说理、讲理、讲道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没理，不讲理，没有道理。
中国人凡事摆事实，说理、讲理、讲道理，但却不讲规矩根源就在这里。
因为“理”是圆的，天理更圆。讲理讲到底就是从起点转一圈回到原点的过程，这里是0，是没理，不讲理和不讲道理。中国人讲理不讲规矩就在这里。因为规矩是清晰明确的群、环、域、模、线性、多项式等形式，你要讲规矩就要进入三维多边界空间，抛弃混淆的、没边、没角、没线、没模的圆形阴阳太极论，这样一来，伏羲八卦(天理)就没有生存空间了。这样一来宋前文化就要重新启用，而宋前文化讲仁义道德，讲规矩，讲礼仪廉耻。那么，如果回到宋前孔子的“道德论”上去，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无端无理南侵的无赖行径就法从文化理论上对抗，出于民族自身生存的理由，在外部侵害、欺凌、攻击的压力环境下，文化发生变更在所难免，抛弃孔子不合时宜的文化也在所难免。但是朱熹这种不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改造，不但没有让文化进步，反而阻滞了文化的发展，最终被拍死在清末的沙滩上。
回顾历史大家知道唐朝是一个开明、开放的朝代，繁荣度居当时是世界首列。唐朝在文化上启用的是文王八卦，所以唐朝的政治制度是节度使制，节度使制是分权制，地方节度使有政治权、司法权、军事权、和财政权，这也是导致唐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古代中国一直都是在两种文化中徘徊，一个朝代启用分权制，之后的朝代一定是集权制，有些朝代在朝代发展中就是分权制与集权制斗来斗去的过程。如西汉，西汉初期推行分权制，之后又推行集权制引发八王之乱。又如西晋，西晋推行分权制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迁，最终导致中央政权无法控制地方割据势力，引发“衣冠南度”，中原文明与中原政权南迁。
唐朝的节度使制度导致五代十国纷争七十余年，宋朝的建立结束了分权制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但是宋朝仍是受北方民族侵害、欺凌、攻击的对象，所以宋人急于寻找一种有利建立集权封闭国家的思想，达成内部团结，外部不受侵害、欺凌、攻击的外部环境。于是孔子的仁义道德，礼仪廉耻就不合时宜了。怎么办？重新翻耕“大道之源”《易经》，找到即可以建立集权政治的思想，又可以应用于社会活动的全新理论来取代孔子的仁义道德，礼仪廉耻思想。于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本诸天道，质于人事”的思想便提上文化改造的日程。
郑玄解释《易经》时认为易有三个定义：一是简易，二是变易，三是不易。但是易不是变来去，易是变化，是发展、递进的过程。无论是简易，还是变易，还是不易，都是发展、递进的过程。
但是朱熹之流的文化改造是将“易”放置在一个圆中，让简易，变易和不易三易在一个圆中来回翻滚，不让其发展、递进，而是让易不是变来去，来回循环。这样太极圆心理论正合他的需求。因为圆形的太极本是孕育之状，是阴阳内循环尚处于孕妇之状的形态，在这种状态下讲“理”，只能是变来变去的理，来回循环的理，最终达成可以有理，讲理，有道理，也可以是没理，不讲理，没有道理。只有这样才对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冲击，这是中国混、圆文化、糊涂文化、奸猾文化的来由。
朱熹的“理”罪恶就罪恶在这里，特别是在法律层面，在法律上讲“理”就是犯罪。因为没有人是圆的，也没有事物是圆的，把本是群、环、域、模、线性、多项式等形式的人和事物放在圆桶中滚翻，就是恶意歪曲事实，恶意打磨边角，化曲真理，让真理变成歪理，让有理变成没理，让讲理变成不讲理，就是装糊涂，耍滑头。
回顾历史，宋代时期中国文化已经相当发达文明，基本消除了奴隶制，这在当时的世界，文明程度已经甩欧洲几条街了，但是两宋王朝是在辽、金、西夏多国夹击下生存的国家，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生存危机重重，在这种形式下，文化发生质变在所难免，但是引导文化回到史前社会就是最大的恶。
朱熹可能没有意思到他这种说理、讲理、讲道理讲到最高境界就是没理，不讲理，没有道理的道理，这给后世带来了多么大的恶果。中国人凡事不讲规矩，不讲道德，讲实际，讲钱，讲钱是万能的就是从讲理开始的，中国人没有敬畏神之心也是因为理学穷究天理造成的。今天湖边看到一个人在打鱼，打上来一条大鱼，鱼腹鼓囊。古人说莫打三春鸟、莫食四月鱼，因为万千鱼仔在腹中。可是打鱼人根本不管这些，根本没有怜惜万千鱼仔在腹中之心。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穷天理、灭人伦”，只穷究理，而理是物性的，类似于钱的东西，你只究理哪来精神呢？没有精神信仰，就不会敬畏神，不敬畏神就不会敬畏大自然，不敬畏大自然就不敬畏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不知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而毁灭和伤害生命就是人性最大的恶。
更有甚者，程颐在《二程遗书》中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这是把人以格局、分类、类别、社会组织等等的团体形式给分割开来，分割得越清晰越好，意思是你是穷人你就站穷人队伍中，你是富人你就站富人一边，分类越清晰越好。事物、物质的纹理越清晰越好，意思是树木是榆树就放榆树一边，是桑树就按桑树的纹理分类，分得越清楚明确越好。如同每日都在分辩是非曲直一样。也就是每日凡事都要摆事实，讲道理，分辩是非曲直。
这就是朱熹之流的“理”，听起来这样说很有道理，可是你细品，如果你每天都生活在分类划等级的世界里，哪里还有公平可言。
孟德斯鸠说“人生而平等，根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没有权利假借后天的给予对别人颐指气使，也没有理由为后天的际遇而自怨自艾。在人之上，要视别人为人；在人之下，要视自己为人。”
程朱理学最大的恶就是他们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在易数基础上计算峰值点，在高位找理据，在高位设道德标准，而去禁锢人欲的思想方针。这符合了朱元璋的政治需求，于是这个被南宋政府定性为“伪学魁首”的人被朱元璋奉为亚圣，请进了孔庙，成为唯一不是孔门子弟，却享孔庙香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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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之流没有讲“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之理，而是看上了邵雍《周易》中分裂出来的先天八卦之理。《说卦传》第一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里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开启了他们“穷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根基。
从此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之流算是找到了说理的理论原理了，找到了开文化历史倒车的理论依据了，彻底把中国文化开上了返程的倒车，向周朝之前的文明进发。可以说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之流给中国古典文化造成的伤害无法用文字形容，彻底把中国文明送入封闭的政治、人文、宗教环境中去了。
其后果是明朝之后中国文化再无开明、开放、进步可言，思维的禁锢导致文化无法发展递进，完全彻底地回到周代之前的水平，甚至还不如殷商时期的政治、人文、宗教开明、开放。
为什么？因为说理、讲理、讲道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没理，不讲理，没有道理。
中国人凡事摆事实，说理、讲理、讲道理，但却不讲规矩根源就在这里。
因为“理”是圆的，天理更圆。讲理讲到底就是从起点转一圈回到原点的过程，这里是0，是没理，不讲理和不讲道理。中国人讲理不讲规矩就在这里。因为规矩是清晰明确的群、环、域、模、线性、多项式等形式，你要讲规矩就要进入三维多边界空间，抛弃混淆的、没边、没角、没线、没模的圆形阴阳太极论，这样一来，伏羲八卦(天理)就没有生存空间了。这样一来宋前文化就要重新启用，而宋前文化讲仁义道德，讲规矩，讲礼仪廉耻。那么，如果回到宋前孔子的“道德论”上去，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无端无理南侵的无赖行径就法从文化理论上对抗，出于民族自身生存的理由，在外部侵害、欺凌、攻击的压力环境下，文化发生变更在所难免，抛弃孔子不合时宜的文化也在所难免。但是朱熹这种不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改造，不但没有让文化进步，反而阻滞了文化的发展，最终被拍死在清末的沙滩上。
回顾历史大家知道唐朝是一个开明、开放的朝代，繁荣度居当时是世界首列。唐朝在文化上启用的是文王八卦，所以唐朝的政治制度是节度使制，节度使制是分权制，地方节度使有政治权、司法权、军事权、和财政权，这也是导致唐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古代中国一直都是在两种文化中徘徊，一个朝代启用分权制，之后的朝代一定是集权制，有些朝代在朝代发展中就是分权制与集权制斗来斗去的过程。如西汉，西汉初期推行分权制，之后又推行集权制引发八王之乱。又如西晋，西晋推行分权制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迁，最终导致中央政权无法控制地方割据势力，引发“衣冠南度”，中原文明与中原政权南迁。
唐朝的节度使制度导致五代十国纷争七十余年，宋朝的建立结束了分权制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但是宋朝仍是受北方民族侵害、欺凌、攻击的对象，所以宋人急于寻找一种有利建立集权封闭国家的思想，达成内部团结，外部不受侵害、欺凌、攻击的外部环境。于是孔子的仁义道德，礼仪廉耻就不合时宜了。怎么办？重新翻耕“大道之源”《易经》，找到即可以建立集权政治的思想，又可以应用于社会活动的全新理论来取代孔子的仁义道德，礼仪廉耻思想。于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本诸天道，质于人事”的思想便提上文化改造的日程。
郑玄解释《易经》时认为易有三个定义：一是简易，二是变易，三是不易。但是易不是变来去，易是变化，是发展、递进的过程。无论是简易，还是变易，还是不易，都是发展、递进的过程。
但是朱熹之流的文化改造是将“易”放置在一个圆中，让简易，变易和不易三易在一个圆中来回翻滚，不让其发展、递进，而是让易不是变来去，来回循环。这样太极圆心理论正合他的需求。因为圆形的太极本是孕育之状，是阴阳内循环尚处于孕妇之状的形态，在这种状态下讲“理”，只能是变来变去的理，来回循环的理，最终达成可以有理，讲理，有道理，也可以是没理，不讲理，没有道理。只有这样才对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冲击，这是中国混、圆文化、糊涂文化、奸猾文化的来由。
朱熹的“理”罪恶就罪恶在这里，特别是在法律层面，在法律上讲“理”就是犯罪。因为没有人是圆的，也没有事物是圆的，把本是群、环、域、模、线性、多项式等形式的人和事物放在圆桶中滚翻，就是恶意歪曲事实，恶意打磨边角，化曲真理，让真理变成歪理，让有理变成没理，让讲理变成不讲理，就是装糊涂，耍滑头。
回顾历史，宋代时期中国文化已经相当发达文明，基本消除了奴隶制，这在当时的世界，文明程度已经甩欧洲几条街了，但是两宋王朝是在辽、金、西夏多国夹击下生存的国家，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生存危机重重，在这种形式下，文化发生质变在所难免，但是引导文化回到史前社会就是最大的恶。
朱熹可能没有意思到他这种说理、讲理、讲道理讲到最高境界就是没理，不讲理，没有道理的道理，这给后世带来了多么大的恶果。中国人凡事不讲规矩，不讲道德，讲实际，讲钱，讲钱是万能的就是从讲理开始的，中国人没有敬畏神之心也是因为理学穷究天理造成的。今天湖边看到一个人在打鱼，打上来一条大鱼，鱼腹鼓囊。古人说莫打三春鸟、莫食四月鱼，因为万千鱼仔在腹中。可是打鱼人根本不管这些，根本没有怜惜万千鱼仔在腹中之心。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穷天理、灭人伦”，只穷究理，而理是物性的，类似于钱的东西，你只究理哪来精神呢？没有精神信仰，就不会敬畏神，不敬畏神就不会敬畏大自然，不敬畏大自然就不敬畏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不知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而毁灭和伤害生命就是人性最大的恶。
更有甚者，程颐在《二程遗书》中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这是把人以格局、分类、类别、社会组织等等的团体形式给分割开来，分割得越清晰越好，意思是你是穷人你就站穷人队伍中，你是富人你就站富人一边，分类越清晰越好。事物、物质的纹理越清晰越好，意思是树木是榆树就放榆树一边，是桑树就按桑树的纹理分类，分得越清楚明确越好。如同每日都在分辩是非曲直一样。也就是每日凡事都要摆事实，讲道理，分辩是非曲直。
这就是朱熹之流的“理”，听起来这样说很有道理，可是你细品，如果你每天都生活在分类划等级的世界里，哪里还有公平可言。
孟德斯鸠说“人生而平等，根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没有权利假借后天的给予对别人颐指气使，也没有理由为后天的际遇而自怨自艾。在人之上，要视别人为人；在人之下，要视自己为人。”
程朱理学最大的恶就是他们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在易数基础上计算峰值点，在高位找理据，在高位设道德标准，而去禁锢人欲的思想方针。这符合了朱元璋的政治需求，于是这个被南宋政府定性为“伪学魁首”的人被朱元璋奉为亚圣，请进了孔庙，成为唯一不是孔门子弟，却享孔庙香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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