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论理性之三，六六大顺
第三十四章、论理性之三，六六大顺
顺于六，六六大顺，“容止可观，进退可度。”故六事曰顺。这里是乐观主义者的心理世界，思维归唯心主义者所有，阴性文化占主导地位。
思维在六顺阶段归唯心主义者所有，但理性仍然是阴性文化主导的社会。理性在完成直观思维、主观思维、预判思维、客观思维、辩证思维五段思维之后，进入完成思维阶段，自然得到的答案、方案、方法等等有利于操作性的有效执行能力也不同于“合于五”阶段。
顺于六阶段理性的效执行能力和有效行动能力是沿着“柔顺”阴性文化之路，来执行行动纲领的。
顺于六阶段与立于四、合于二阶段同功而异位，是同样践行一种思维方法而所处位置不同的发展运动形式。现在拿现实来比较这一理论的可能性，我们只要回顾明清两代的社会发展史，便能理解为什么明清两代都迈不过延续三百年这道坎了。
明清两代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绝对意识形态的朝代，特别是明代，明初在朱元璋的定调下，朱熹理学全面上位，整个政治纲领笼罩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下，严格强调格物致知，明确同人不同类，道德分阶级，“明道德之善”这些思想理念，高位设置道德人伦，要求人人做圣贤之人，这就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本身儒家文化主要来源于商周时期《易》《礼》《诗》。《易》是上古中原人的直观思维、反向思维和预判思维能力的文化性总结，它是依据事物发展原理，通过二进制数学计算得来的峰值点，通过观察对比，总结经验，记忆智慧碎片等等便于理性行动的操作手段，来指导行为反应的总结性文化产品。
《易》分三易，夏朝为《连山》，商朝为《归藏》，周朝为《周易》，现在大家看到的《周易》是孔子依据周代流行的《易》，结合他在陈、蔡、卫三地发掘的商朝《易》，总结、备注、编纂后得来的《易》书，这个易主要是伏羲先天八卦易。到宋代，以邵雍、朱熹为代表的大理学派又发掘出夏朝《连山》易中部分内容，形成文王后天八卦易。
伏羲先天八卦数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是一个内循环的变化过程。文王后天八卦数是：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兑七、艮八、离九。这是一个外循环的变化过程。
《易》书的核心就是变化，伏羲先天八卦的核心内容是自然天地的运动变化规律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这里的“数往者顺”和“知来者逆”是核心内容。这说明在先天八卦里，事物发展与思维发展是“顺”和“逆”的。也就是说事物或思维在天地间是“往来”“顺逆”之中反复变化着的变化规律，所以事物或思维变化是在逆数中产生的。
那么，什么是顺数、逆数？依照古人解释唐代《孔颖达疏》上说：“《易》之为用，人欲数知既往之事者，《易》则顺后而知之，人欲数知将来之事者，《易》则逆前而数之，是故圣人用此《易》道，以逆数知来事也”，这句话是说，要想知道已经过往之事，从推算中得到顺数就可以知道。要想知道未来之事，则需要从推算中得到的逆数才能得到。
那么，到底什么是顺数、逆数？二、四、六、八、十为顺数，一、三、五、七、九为逆数。所以事物或思维的变化都发生在一、三、五、七、九阶段。而在二、四、六、八、十阶段事物或思维则是已经形成既成事实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变化结束了，只剩下总结、发展、延续和反复了。这也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道理。
事实上《易》就是一部讲事物或思维变化过程之中“继”与“成”的书。这里再一次强调事物发展与思维发展是两码事，两者各自独立存在，又各自相互依存存在。道理很简单，以一只茶杯为例。一只茶杯是事物，这个事物没有思维，它的发展过程是从生产成器到使用，再到打碎或扔掉而后又再生产的过程。一只茶杯从生产到使用，到消没，再到重新生产的过程就是事物发展的过程。
而思维发展则是另码事，思维有界限，必须是有生命存在的动植物才能存在思维发展。如人，人的思维存在是先天既定代码，人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激活这些先天生成的，在人成为人之前就已经拷贝在基因组中的个数。人可以通过观察对比，总结经验，记忆智慧碎片等等理性的操作手段，来激活这些基因组中的个数，并复制代码，完成生活中需要得到的答案、方案、方法等等，来做有利于操作性的有效执行能力。
这就是事物发展与思维发展的区别。而《易经》的最大问题就是天事、地事、人事，三才不分，把天事、地事、人事混为一谈论变化。这样做反而复杂了中国人对事物发展与思维发展的概念性认知，中国人心态复杂就来源于这里，这也是母系阴性文化的最大弊端。
以清朝为例。清朝传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纲领。清朝与元朝一样都是靠侵略占领建立的国家，他们自身文化落后，要想在高于民族自身文化之上的地区建立稳固的政府，就必须依赖当地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纲领，就必须“顺数”当地的既定事实的政治、人文、宗教制度，而“逆数”的变化就是从属行为了。也就是说清朝政府在政治、人文、宗教领域用的是二、四、六、八、十顺数，而没有用一、三、五、七、九逆数，所以清朝只有“既往之事”，没有“将来之事”，它行走的就是一条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轨道式发展，前进倒退最终到消没之路。
而轨道式二、四、六、八、十顺数是母系阴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母系阴性文化的最大弊端就是分阶级“上下用仁”，“和为贵”，以及含蓄隐忍。
大家知道母性的最大优点是勤俭、坚韧、贤明、温顺、和谐、宽容、隐忍、含蓄等等，但是母性最大缺点又是被动、含蓄和消极。在《易经》文化中明确指出阴性的主要功能就是承接来自阳性的攻击。这就定性母性是被动承担来自父亲的一切挑战，这是自然世界刚上柔下而天下治的真理。天乾地坤，天发动风雷电雨，地承接风雷电雨，这是自然变化规律。
但是，当地坤主导在主导地位，当柔得尊位时，理性是柔上刚下的逆向发展之势，天下怎能得治呢？
清朝之所以灭亡，就在于清朝母系阴性文化发展到了极点，清朝虽然是王权制度，但清王室的后宫非常强大。在清王朝建立初期，以孝庄皇后代表的后宫就肯定了清王朝将延续母系阴性文化向前发展的根基。
孝庄皇后辅佐顺治、康熙两代皇帝治国，奠定了清朝强大后宫的基石，最终将清王朝推上断头台的也是强大的后宫，慈禧太后在辅佐同治和光绪两代皇帝治国之后，清王朝灭亡。
清王朝成在女人手中也败在女人手中，而人类文明发展到六顺阶段也会是成也女人败也女人的阶段，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女性的被动、含蓄和消极是导致社会封闭僵化、被动挨打的根源。
女性本身被动、含蓄并没有毛病，但是被动就没有主动攻击性，老是逆来顺受就会削弱阳刚之气，缺乏积极进取之心，社会就会在一种死坛中挣扎，而含蓄又是隐藏内心思想的行为，不露内心想法和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内心所想的心理，又是把事物复杂化的根源，别人在无法得到你正面答复和无法看清你真实目的的情况下，只有猜测你的内心所想，这就延误了理性的有效执行能力，导致事态复杂化和延展化。
同时女性的宽容和大爱又是将理性引向懦弱和缺乏斗志的根源。这是清朝后期整个八旗无优秀子弟出现的根源。由于清朝早期建立的八旗制度对八旗功勋贵族后代优抚优越，导致整个八旗子弟个个衔玉而生，个个如贾宝玉一样生下便有一个非常优越的生存条件，并且个个身后都有一个如孝庄皇后、慈禧太后、史老太君一样的“老佛爷”“老祖宗”护着，并且还有一大帮王夫人、王熙凤、薛宝钗、林黛玉护着围着的家庭背景，这些衔玉而生的贾宝玉们在清朝勋贵制度的庇护下，哪里还会有男人的阳刚之气，个个都成了阴气很重的废才。发展到清末以至于出现八旗子弟和皇亲国戚无人可用的地步。清朝政府没有办法只有大量启用汉人，可是清朝是满人天下，满人无用武之才用汉人，而汉人也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民族，民族脊梁在母系阴性文化之上，于是封闭僵化、被动挨打就在所难免了，最终被李鸿章、袁世凯之流再推一把，以女性主宰理性的清王朝彻底完蛋了。
一部《红楼梦》就是一个古代中国母系、阴性母权文化的发展史，史老太君就是母系、阴性母权文化的代表，贾宝玉就是在母系、阴性母权文化下熏陶出来的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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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于六，六六大顺，“容止可观，进退可度。”故六事曰顺。这里是乐观主义者的心理世界，思维归唯心主义者所有，阴性文化占主导地位。
思维在六顺阶段归唯心主义者所有，但理性仍然是阴性文化主导的社会。理性在完成直观思维、主观思维、预判思维、客观思维、辩证思维五段思维之后，进入完成思维阶段，自然得到的答案、方案、方法等等有利于操作性的有效执行能力也不同于“合于五”阶段。
顺于六阶段理性的效执行能力和有效行动能力是沿着“柔顺”阴性文化之路，来执行行动纲领的。
顺于六阶段与立于四、合于二阶段同功而异位，是同样践行一种思维方法而所处位置不同的发展运动形式。现在拿现实来比较这一理论的可能性，我们只要回顾明清两代的社会发展史，便能理解为什么明清两代都迈不过延续三百年这道坎了。
明清两代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绝对意识形态的朝代，特别是明代，明初在朱元璋的定调下，朱熹理学全面上位，整个政治纲领笼罩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下，严格强调格物致知，明确同人不同类，道德分阶级，“明道德之善”这些思想理念，高位设置道德人伦，要求人人做圣贤之人，这就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本身儒家文化主要来源于商周时期《易》《礼》《诗》。《易》是上古中原人的直观思维、反向思维和预判思维能力的文化性总结，它是依据事物发展原理，通过二进制数学计算得来的峰值点，通过观察对比，总结经验，记忆智慧碎片等等便于理性行动的操作手段，来指导行为反应的总结性文化产品。
《易》分三易，夏朝为《连山》，商朝为《归藏》，周朝为《周易》，现在大家看到的《周易》是孔子依据周代流行的《易》，结合他在陈、蔡、卫三地发掘的商朝《易》，总结、备注、编纂后得来的《易》书，这个易主要是伏羲先天八卦易。到宋代，以邵雍、朱熹为代表的大理学派又发掘出夏朝《连山》易中部分内容，形成文王后天八卦易。
伏羲先天八卦数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是一个内循环的变化过程。文王后天八卦数是：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兑七、艮八、离九。这是一个外循环的变化过程。
《易》书的核心就是变化，伏羲先天八卦的核心内容是自然天地的运动变化规律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这里的“数往者顺”和“知来者逆”是核心内容。这说明在先天八卦里，事物发展与思维发展是“顺”和“逆”的。也就是说事物或思维在天地间是“往来”“顺逆”之中反复变化着的变化规律，所以事物或思维变化是在逆数中产生的。
那么，什么是顺数、逆数？依照古人解释唐代《孔颖达疏》上说：“《易》之为用，人欲数知既往之事者，《易》则顺后而知之，人欲数知将来之事者，《易》则逆前而数之，是故圣人用此《易》道，以逆数知来事也”，这句话是说，要想知道已经过往之事，从推算中得到顺数就可以知道。要想知道未来之事，则需要从推算中得到的逆数才能得到。
那么，到底什么是顺数、逆数？二、四、六、八、十为顺数，一、三、五、七、九为逆数。所以事物或思维的变化都发生在一、三、五、七、九阶段。而在二、四、六、八、十阶段事物或思维则是已经形成既成事实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变化结束了，只剩下总结、发展、延续和反复了。这也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道理。
事实上《易》就是一部讲事物或思维变化过程之中“继”与“成”的书。这里再一次强调事物发展与思维发展是两码事，两者各自独立存在，又各自相互依存存在。道理很简单，以一只茶杯为例。一只茶杯是事物，这个事物没有思维，它的发展过程是从生产成器到使用，再到打碎或扔掉而后又再生产的过程。一只茶杯从生产到使用，到消没，再到重新生产的过程就是事物发展的过程。
而思维发展则是另码事，思维有界限，必须是有生命存在的动植物才能存在思维发展。如人，人的思维存在是先天既定代码，人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激活这些先天生成的，在人成为人之前就已经拷贝在基因组中的个数。人可以通过观察对比，总结经验，记忆智慧碎片等等理性的操作手段，来激活这些基因组中的个数，并复制代码，完成生活中需要得到的答案、方案、方法等等，来做有利于操作性的有效执行能力。
这就是事物发展与思维发展的区别。而《易经》的最大问题就是天事、地事、人事，三才不分，把天事、地事、人事混为一谈论变化。这样做反而复杂了中国人对事物发展与思维发展的概念性认知，中国人心态复杂就来源于这里，这也是母系阴性文化的最大弊端。
以清朝为例。清朝传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纲领。清朝与元朝一样都是靠侵略占领建立的国家，他们自身文化落后，要想在高于民族自身文化之上的地区建立稳固的政府，就必须依赖当地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纲领，就必须“顺数”当地的既定事实的政治、人文、宗教制度，而“逆数”的变化就是从属行为了。也就是说清朝政府在政治、人文、宗教领域用的是二、四、六、八、十顺数，而没有用一、三、五、七、九逆数，所以清朝只有“既往之事”，没有“将来之事”，它行走的就是一条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轨道式发展，前进倒退最终到消没之路。
而轨道式二、四、六、八、十顺数是母系阴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母系阴性文化的最大弊端就是分阶级“上下用仁”，“和为贵”，以及含蓄隐忍。
大家知道母性的最大优点是勤俭、坚韧、贤明、温顺、和谐、宽容、隐忍、含蓄等等，但是母性最大缺点又是被动、含蓄和消极。在《易经》文化中明确指出阴性的主要功能就是承接来自阳性的攻击。这就定性母性是被动承担来自父亲的一切挑战，这是自然世界刚上柔下而天下治的真理。天乾地坤，天发动风雷电雨，地承接风雷电雨，这是自然变化规律。
但是，当地坤主导在主导地位，当柔得尊位时，理性是柔上刚下的逆向发展之势，天下怎能得治呢？
清朝之所以灭亡，就在于清朝母系阴性文化发展到了极点，清朝虽然是王权制度，但清王室的后宫非常强大。在清王朝建立初期，以孝庄皇后代表的后宫就肯定了清王朝将延续母系阴性文化向前发展的根基。
孝庄皇后辅佐顺治、康熙两代皇帝治国，奠定了清朝强大后宫的基石，最终将清王朝推上断头台的也是强大的后宫，慈禧太后在辅佐同治和光绪两代皇帝治国之后，清王朝灭亡。
清王朝成在女人手中也败在女人手中，而人类文明发展到六顺阶段也会是成也女人败也女人的阶段，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女性的被动、含蓄和消极是导致社会封闭僵化、被动挨打的根源。
女性本身被动、含蓄并没有毛病，但是被动就没有主动攻击性，老是逆来顺受就会削弱阳刚之气，缺乏积极进取之心，社会就会在一种死坛中挣扎，而含蓄又是隐藏内心思想的行为，不露内心想法和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内心所想的心理，又是把事物复杂化的根源，别人在无法得到你正面答复和无法看清你真实目的的情况下，只有猜测你的内心所想，这就延误了理性的有效执行能力，导致事态复杂化和延展化。
同时女性的宽容和大爱又是将理性引向懦弱和缺乏斗志的根源。这是清朝后期整个八旗无优秀子弟出现的根源。由于清朝早期建立的八旗制度对八旗功勋贵族后代优抚优越，导致整个八旗子弟个个衔玉而生，个个如贾宝玉一样生下便有一个非常优越的生存条件，并且个个身后都有一个如孝庄皇后、慈禧太后、史老太君一样的“老佛爷”“老祖宗”护着，并且还有一大帮王夫人、王熙凤、薛宝钗、林黛玉护着围着的家庭背景，这些衔玉而生的贾宝玉们在清朝勋贵制度的庇护下，哪里还会有男人的阳刚之气，个个都成了阴气很重的废才。发展到清末以至于出现八旗子弟和皇亲国戚无人可用的地步。清朝政府没有办法只有大量启用汉人，可是清朝是满人天下，满人无用武之才用汉人，而汉人也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民族，民族脊梁在母系阴性文化之上，于是封闭僵化、被动挨打就在所难免了，最终被李鸿章、袁世凯之流再推一把，以女性主宰理性的清王朝彻底完蛋了。
一部《红楼梦》就是一个古代中国母系、阴性母权文化的发展史，史老太君就是母系、阴性母权文化的代表，贾宝玉就是在母系、阴性母权文化下熏陶出来的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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